1943年5月的一天凌晨，鄂西会战，日军40多辆运兵车沿当宜公路进犯，炮兵排长刘超波在1000米内近距离，指挥以左侧和右侧各两门炮，瞄准最前和最后车辆，同时开火。
刘超波于1910月27日出生于长沙西乡，原名刘光明，幼年在南县度过，后来到岳阳读初中，1939年考入长沙广益中学。1940年，刘超波报名参军，考入设在成都的黄埔军校本校18期1总队，报名学习炮科。
1943年2月，刘超波毕业，奉命到第六战区湖北江防司令部宜巴（宜昌巴东）要塞指挥部报到。报到之时，黄埔2期毕业的指挥官滕云问刘超波，想要去哪个部队去，他说要到一线去打仗。滕云和指挥部把1个排长调到后方学习受训，任命刘超波为野山炮营2连2排排长。
刘超波手下有很多老兵，其中班长大多是30多岁，行伍出身，见刘超波这么年轻，都叫他“娃娃排长”。他们对排长的炮兵理论业务能力，还是比较认可，但不知＂娃娃排长＂上了战场有无真功夫。
1943年5月，日军4个师团向鄂西进攻。司令部命令，刘超波所属炮兵营驻扎到西陵峡峡口，配置连发机关炮。刘超波所在2连除机关炮外，配置有四门75口径山炮，这些炮是抗战以前从国外进口的，炮弹由中国制造。
1944年5月25日，日军从宜昌过河，走曹家畈进攻天口，刘超波和战友们奉命配合步兵阻击沿当宜公路（当阳宜昌）进犯的敌人机械化部队。5月26日凌晨，敌人40多辆运兵车开过来，刘超波指挥，在不足1000米的近距离，他命令以左侧两门炮瞄准最前面的敌人军车，右侧两门炮瞄准最后的敌军车辆，同时开火。第1发炮弹就命中了敌前进头辆军区，军车起火，车内鬼子死伤大半。接着纵深轰击，2连山炮连续轰炸，日军军车20多辆被击毁，鬼子死伤数十人，国军步兵发起冲锋，敌人丢下汽车，狼狈而逃。
刘超波感觉这一次战役是打得最痛快的，但他感觉日军的先头部队竟然攻到了鄂西境地宜昌交界地方，差点就到了鄂西的腹地，也足以说明会战之艰苦。
刘超波观察到，日军在高山峻岭，上午跑上去，下午跑下来，1天只能攻1个山，没办法继续进犯。炮兵连配合11师1个团和鬼子激战了10多天，1个团打下来只剩下400多人，团长下命令把400多人集合起来，花了10多分钟冲上1个山头，团长就带人守这个山头。
刘超波感觉，在湖北前线，炮兵不像步兵与日军短兵相接拼刺刀，他和炮兵的主要作用是压制敌人的重机关枪。日军修筑的都是钢骨水泥工事，射击孔用厚厚的钢板做门，日军的重机枪从射击孔里向我军射击，杀伤力很大。 我军大炮一响，他们就把重机枪门关上，不响就打开。刘超波就指挥两门炮，专门封锁鬼子重机关枪。
敌人进攻，刘超波指挥山炮发射100多枚炮弹，炮管都打红了。战斗白热化时，为了有效压制敌人火力，他冒险指挥山炮直接瞄准鬼子重机枪轰击，鬼子重机枪工事开门的瞬间，被炮弹直射轰入，敌人这个火力点被摧毁。日军和我军展开了拉锯战，反复6次，团长阵亡，战士们也牺牲殆尽，才把日军压下去。刘超波和炮兵排战士在两个山中间的石灰窑侧高地平整处掘坑，把全团400多个人整队埋在那里。
因为作战勇敢，指挥得力，刘超波于1944年被升为中尉，随后他又参加了长沙会战、衡阳会战的策应作战，牵制消灭敌人。
刘超波和炮兵营为了配合主战场，在崇山峻岭、沟壑纵横的山地上与日军展开运动战。鄂西地形崎岖，山炮只能拆开，靠肩扛人抬转移阵地，每门炮要30多个战士才搬得动。炮兵的生活和步兵一样艰苦，除了过年过节到老百姓家里买猪肉改善伙食，平时只能把黄豆磨成浆渣和野菜煮。为了腾出人力搬运山炮和炮弹，刘超波和战友们经常连被子都不带，晚上就盖着棉大衣过夜。
抗战胜利后，刘超波所属炮兵营奉命将士兵、装备全部移交给74军，军官都到位于万县的炮兵学校学习待命，陆续分派到青岛、厦门、吴淞、江阴、虎门、基隆、高雄、澎湖等地接管日军炮台。
刘超波被调到海南岛驻守榆林港要塞，任炮台上尉副台长。1948年8月，他请长假回到长沙想考大学改行，正好碰到黄埔同期同学程元，他是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潜的儿子。经推荐，任命刘超波担任警卫营的迫击炮排排长，因为军衔是上尉，他被同事称为“超级排长”。1个月后，警卫营扩编为警卫团，刘超波调任4连连长，于1949年7月底随程潜和平起义，后因病呈辞回乡。
1949年10月，刘超波到妻子的娘家南县八百弓务农为生，后到供销社工作，于1980年退休。
，刘超波获颁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他写道：“韶华逝，白发生，抗倭战场曾献身。最是当年鏖战处，至今犹在梦魂中。＂，抗战老兵刘超波于长沙去世，享年9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