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说“大将级”，一般指向四级干部，即只评不授！
一、老人家对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李先念等发问：“你们的大将还要不要啊？！”这一班人连忙说：“不评了，不评了”。
1、注意，老人家的发问是要还是不要！老人家首先承认这一班人是大将。
2、这一班人自己只是“不评了”。从根本上断根儿。
3、这一班人，除谭老板之外，全部晋升三级，但谭老板是这个一班人中最早当上副总理的。大将仅仅享受副总理待遇。
4、大将中只有一个三级，张云逸。
5、这一班人包括张云逸，在党内、在行政级别上都是四级以上。
6、综合论定，四级干部一定大于或等于大将。
二、元帅、大将与33（36位）位军事家侧重点在于军事、军队以及个人的军事贡献。
三、而≥大将的行政四级以上干部是综合评定。军事工作只是综合评定的一部分。
四、用“元帅级”、“大将级”的表述等同元帅、大将虽然并不十分准确。但一大批长期从事军事工作，由于自身干部级别≥大将，又由于大将“指数”的限额，故只评不授，内部承认。
1、伍豪同志一般携十大元帅中的一二位出征？
2、邓政委是元帅的领班？？
3、约定俗成：
（一）三级：元帅级
（二）四级：大将级
五、大将军衔的任职人员在行政三级、四级、五级之间徘徊：
1、同位大将，大将排位靠后，但享受元帅待遇。
2、大将只是军衔，相当于职称和荣誉。
3、衡量干部（包括军队干部）身份的是干部的行政级别。
4、没有军衔、没有军职的伍豪，在老人家的授权下依然可以调动军队。
5、宋任穷是上将，但其在党内、军内、地方任职均超过“一般的”大将。就是因为宋任穷是行政四级干部。而大将后两位的行政级别是五级。
6、乌兰夫是上将，但其行政级别却是三级。
六、高级军事干部（师以上）分正、副、准三个等级：
1、正兵团级（五级）、副兵团级（六级）、准兵团级（七级）。一般笼统地称作“兵团级”。
2、正军级（八级）副军级（九级）、准军级（十级）。一般笼统地称作“军级”。
3、正师级（十一级）、副师级（十二级）、准师级（十三级）。一般笼统地称作“师级”。
4、“准”就是相当于。
5、但一旦说“大将级”，一般指向四级，即只评不授！
逃避追缴欠税罪相关司法解释
#中税盟#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犯罪审判中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通知》 （法发[]22号）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各级军事法院、各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级法院：
今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标准二》）。《标准二》规定了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部门管辖的86种刑事案件的立案追诉标准。为切实做好经济犯罪审判工作，及时、准确打击经济犯罪，有效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现就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参照适用《标准二》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最高人民法院对相关经济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没有规定的，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犯罪案件时，可以参照适用《标准二》的规定。
二、各级人民法院在参照适用《标准二》的过程中，如认为《标准二》的有关规定不能适应案件审理需要的，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和本地实际，依法审慎稳妥处理好案件的法律适用和政策把握，争取更好的社会效果。
三、最高人民法院将在进一步总结审判经验的基础上，对审判实践中亟需的相关经济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作出具体规定。在此之前，拟通过有关工作会议、司法文件、公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对人民法院经济犯罪案件审判工作加强指导，以不断提高经济犯罪案件审判水平，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依法惩处经济犯罪工作的需要。
特此通知。
（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通知 （公通字[]23号）
第五十九条 [逃避追缴欠税案(刑法第二百零三条)]纳税人欠缴应纳税款，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缴的税款，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三）4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修订后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
第五十四条：逃避追缴欠税案（刑法第二百零三条），纳税人欠缴应纳税款，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缴的税款，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中国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邓小平为何突然临阵换将，西线作战让杨得志代替王必成指挥？
1979年初，中国决定对越南这个恶邻居发动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根据中央军委的战前部署，大军分为东西两线，东线由开国上将许世友指挥，西线由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指挥。
这本来是已经定好的事情，但是就在开战前一个月，中央军委突然破天荒地来了一次临阵换将，东线战场总指挥许世友毫无争议，而在西线战场，改由杨得志担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兼对越作战总指挥。
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这次居然敢犯兵家之大忌，直接临阵换将。
要知道，小平同志这次临阵换将的原因并非是王必成打仗不行。王必成恰恰是一位出身华野的悍将，此人早年在粟裕手下就是一个以“快准狠”著称的传奇将领，战功赫赫。邓小平之所以换将，主要源自于昆明军区内部复杂的环境，他认为王必成不太合适。
王必成的性格和粟裕有些相似，也是一个较为纯粹的军人。在他总揽昆明军事大权之时，昆明军区的情况很复杂。由于当时正处在政治敏感时期，许多事情都不可避免地全搅到了一起，那些杂七杂八的政治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军队。王必成每天被这些事情所困扰，早已心乱如麻。
不仅如此，西线战场将领之间的矛盾也比较大，尤其是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被杀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下，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的王必成和很多干部同志都引发了矛盾。王必成此人打仗所向无敌，但是在处理政治问题和人际关系上却不怎么擅长，最严重的的时候，居然有一些师级指挥官公开拒绝服从王必成发出的命令。
“如果是王必成指挥，我就不听！”有些师长骂骂咧咧地叫嚷着。
在邓小平看来，这种情况很不好，因为战场上统帅和中级指挥员之间是绝对不能产生嫌隙的。再三考虑之下，邓小平决定换将。一开始他选择的是刚从昆明军区司令员位子上卸任的秦基伟，但当时他的处境也比王必成好不到哪里去。
最后，邓小平选中了杨得志。
为什么要让杨得志代替王必成接过西线战场指挥权呢？
首先，杨得志很了解越南，他曾经以友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带队访问过北越，说是友好访问，其实就是对越南当时的抗美运动做一些支持工作，杨得志甚至担任过越南军队的教官，对越南的国情和越军的战斗力都很了解。
其次，杨得志在军中的威望高，资历老。长征时期他担任红一军团1团团长，堪称林彪元帅手下的锋利尖刀；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杨得志也都是屡建奇功；到了抗美援朝，杨得志担任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员，后来被擢升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志愿军司令员，当时杨得志的级别要比王必成大上两级。并且杨得志从朝鲜回国后直接就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再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王必成被任命为昆明军区司令员的时候，杨得志已经在军区司令员的级别上呆了二十多年了。这种雄厚的资历水平，自然能够镇住昆明那帮刺头将领们。
后来的事实表明，邓公的决策是极其正确的，杨得志率领的西线部队打出了很骄人的战绩。#历史##人物#
粟裕将军为什么不能授元帅衔？看完这些授衔的小知识，你就清楚了！
最近写了一篇关于授衔的文章，看大家在底下讨论得非常热闹，还是蛮开心的。但感觉很多朋友对于1955年授衔的认识并不是很深。今天再写一篇关于授衔的文章，希望能对大家了解那段历史有所帮助。
为了更好地管理军队，自解放战争以来我军就有了实行军衔制的想法，但苦于各种原因，直到1955年才正式授衔。为了顺利完成授衔工作，前前后后可以说做了非常多工作，而1952年的评级更是为授衔奠定了基础。
1952年3月，中央军委正式下发了《评定各级干部等级指示》，其中对军队干部的等级，主要根据当前所担任的职务，从军委主席到副排级共划分为9等21级，分为军委级、大军区级、兵团级、正军级、正师级、正团级、正营级、正连级和正排级。图片
虽然评级和评衔标准不完全一样，但这一次的评级非常重要。在1955年授衔时，中央军委还专门发布了《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其中指出鉴于1952年评定干部的标准是“以德才资衡量干部现职”，与授衔条件一致，故评定军衔就以干部的级别为主要依据。
其中还特别对正兵团以下各级军官都做了评定军衔的标准，如正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上将，副兵团、准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中级，再综合考察其他因素，给授以相应的军衔。也就是，1955年你能授什么衔，跟你在1952年的评级有很大的关系。
《指示》中并没有对大军区以上级别的军衔（元帅、大将）评定做出规定，从后面的授衔中，我们可以看到评授元帅更重要的是职务，而不是级别，所有的元帅都是中央军委委员的成员。像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这些级别和资历上可以授元帅，但已经脱离军队在政府工作的功臣，都没有授衔。
大将的授予标准，未见到具体的文字说明，但从授予的人员来看，大多是根据1952年评级时的军委委员级，也有个别正兵团级。而上将军衔的授予标准看，主要是1952年评定的正兵团级人员。
当然评衔还受很多因素影响。但总体来说，首先是看干部的级别，其次是看他的资历和功绩。如一些将军参与革命晚，评衔就会比相同级别的将领低一些。有些将军因为有特殊贡献，就会适当提高，比如毛主席钦笔批下的“皮有功，少晋中”。
对于高级将领的评衔还有个平衡问题，也就是所谓的照顾山头问题。对于山头的存在，毛主席是客观承认的，承认和照顾山头，就是为了消灭山头。所以对元帅和大将的评定，经过一番平衡，终于做到各时期主要山头都至少有元帅和大将一人。
了解完这些，我们再来看下粟裕将军为什么只能是个大将而不能是元帅。作为解放战期最能打的将领之一，三野的实际指挥者，从军功、威望上来说，粟裕将军完全符合要求。但要评元帅，还存在一些客观问题。
首先粟裕将军跟我们上文所说授予元帅级别军衔的职务不符合。1952年评级时粟裕将军评定是军委级，但并非1954年成立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的一员。如果强行要把粟裕将军提升为元帅，较难服众。
从山头上来说，粟裕将军是分到红一方面军、新四军和第三野战军里。红一方面军时，粟裕声名并不显，新四军和第三野战军时期，已经有资历更老的陈毅作为元帅代表。将粟裕评为大将，也不存在山头平衡问题。
而且三野本身就是由新四战和抗战后的山东军区发展起来的，干部大部都年龄小资格浅，老资格的将领都分散在其他三个野战军里。如果粟裕做了元帅，那其他级别高资格浅的将领也有理由再提一级。这样，势必会引起其他老同志的不满。为了大局考虑，也就只能委屈粟裕做个大将了。#人物##历史#
国民党第三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何基沣和张克侠，于淮海战役打响后的第三天，率三个半师约2.3万余人在贾汪起义。
但是，七十七军少将副军长许长林、该军三十七师少将师长李宝善、五十九军一八师五三九团上校团长陈芳芝，却不愿起义，率领残部近万人逃离了贾汪地区。
第七十七军和第五十九军都是冯玉祥的老西北军，几次反对过蒋介石，因而国民党嫡系对这两支杂牌部队多所歧视。这些剩余部队逃到徐州，“剿总”对他们更加不信任，不让他们进入城区，令其迅速开往徐州南面的三堡地区集结待命。
一天，第三绥靖区参长陈继淹陪同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到三堡看望许长林、李宝善、陈芳芝等人，并召集会议。邓文仪在讲话中说:“按你们部队这次的行动，是叛党叛国的罪行，应当按军法从事，但蒋总统念你们在抗日战争中出了力，再给你们以立功的机会……”不言自明，所谓“立功的机会”云云，就是要将他们再次驱赶上内战第一线。
当晚，这些残余部队就以团为单位调归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军长、师长们则调驻徐州城北的八里山，饱尝了被歧视之苦。
许长林是天津静海人，别号寿山，生于1895年，19参加冯玉祥的部队。李宝善也是老西北军，和许长林同岁，河北满城人，别号长卿，19参加冯玉祥部队，毕业于保定陆军学校步科第六期。
至于陈芳芝的资历则要浅得多。但逃到徐州调归孙元良兵团后，临时组建了一一五军，司元恺任军长，辖两个师，原五十九军的一八O师残部划归该军序列，陈芳芝被提升为师长，军衔提升为少将。
七十七军、五十九军一八O师残部调归孙元良兵团后，即奉令向三堡车站以南、萧县以东的解放军进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孙元良还对许长林、李宝善、陈芳芝说:“老头子(蒋介石)叫我们努力，不然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极尽威胁、恫吓之能事。
1948年11月30日，许长林、李宝善率七十七军从徐州南经萧县西逃，沿途人马车辆拥挤不堪，汽车轧死士兵暴尸于道亦无人过问，其状不忍睹。12月2日该部逃至水城东北一个村庄时被我军堵击，军部大部分人员和特务营当即放下武器投降。但许长林和李宝善还是不愿投向人民，又乘隙逃跑了。
陈芳芝率残部逃到了李石林，后又移到陈官庄东北约2.5公里的张庄。一天，杜聿明把他找到总部，命令他改归李弥的第十三兵团指挥。陈芳芝又见了李弥，李弥假惺惺地说:“冯副总司令(冯治安)是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是我的长官。部队出了事，我不会落井下石，乘机吃掉你们的部队。但现在为了作战方便，你拨500名士兵给一一五军司元恺军长。”
说来也巧，前来带兵的团长宋汉锋是陈芳芝军校同学，又是结拜兄弟。经宋说情，第二天李弥又对陈芳芝说:“你的部队不开拔了，暂编一个独立团，师部还保存，归司军长指挥。”
为何一个师被暂编成一个独立团呢？其实可怜得很，全师人数仅1000多人。12月8日上午，该师又遭到我军的狠狠打击，大部被歼。陈芳芝仅率200余人逃至冯庄南边的野地里苟延残喘。
许长林和李宝善的遭遇也很惨，即使是在包围圈内，国民党军内部仍是互相倾轧、吞并。许长林在逃跑途中遇上了军长王长海。
王是个大烟鬼，胆小怕死，庸碌无能。这时，孙元良兵团已全面崩溃，杜聿明令七十七军残部随邱清泉兵团七十四军行动。谁知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竟将王长海软禁，要他交出部队。许长林正是在一间喂马的破房子里，见到了垂头丧气的军长王长海。
王长海无奈地说:“七十四军江崇林参谋长对我说，现在突围是不行了，决心就在这个地区打。你们的队伍战也不行，守也不行。邱(清泉)司令官指示，你们把枪交给七十四军。他们是要兵不要官，限今天中午12点交出。”
在人家屋檐下，哪能不低头?许长林回来向两个师长作了传达，有人后悔地说:“早知这样，不如在徐州把枪交给共产党算了！”
交枪时，士兵们十分气愤，纷纷把枪扔在地上。有的军官和士兵抱头痛哭。许长林追随冯玉祥30多年，亲眼目睹西北军最后一点命脉竟落得如此下场，不禁潸然泪下。
士兵被强行带走后，剩下的官佐为了活命，不得不纠集在一起。但村庄都被嫡系部队占据，他们不许入内，也不许接近，没奈何，只得在旷野地里露宿。数九寒冬，冰天雪地，这份罪他们是受够了。
1月10日，七十七军残部被我军全部歼灭，许长林和李宝善再也无处可逃，遂举手投降。
陈芳芝的一八O师残部200余人，跟随第五军第二OO师逃跑途中，于1月10日天明后被民兵四面包围，随后解放军赶到，陈芳芝被迫投降。
这时距何基沣、张克侠贾汪起义只过了两个月零两天。当时起义的原先职位和许长林、李宝善、陈芳芝相当的军官，此时都成了人民解放军的高中级军官。
人生就是这样，在关键时刻走错了一步，往往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许长林、李宝善、陈芳芝虽然于1959年和1960年均获特赦，但其处境比之于起义将领，还是天壤之别。比如许长林的部下、少将师长过家芳，离休后住在南京紫金山麓，享受正军级干部待遇。
加快建设农业科技战略人才力量
有力支撑农业科技自立自强
12月13日，全国农业科技人才工作交流会暨中国农业科学院第五次人才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唐仁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刻认识加快培育农业科技人才的极端重要性，聚焦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这个首要任务，加快建设农业科技战略人才力量，构建梯次合理的农业科技人才队伍，更好支撑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保障。
会议指出，创新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人才是自主创新的关键所在。人才兴，则农业农村兴。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农村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人才强国战略，着力建设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实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培养计划，全方位培养、引进、使用人才，取得显著成效。但农业科技人才在结构、质量上还有较大不足，一些领域科研人才断层问题凸显。当前，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解决保基本的粮食供给“够不够”问题，保多样保质量的“优不优”问题，突破前沿争尖端、抢占创新制高点的“有没有”问题，都离不开人才支撑。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到了非壮大不可、非强健不行的时候，必须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使命感紧迫感，把农业科技人才工作作为三农工作重大任务抓紧抓实抓到位。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事结合、引育并举、分类分层、综合施策，加快建设农业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农业领域卓越工程师四支队伍。聚焦农业科技创新重大需求和重大任务，通过联合攻关、实战历练，发现和培养农业战略科学家，引领创新方向。依托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遴选领军人才，实施“神农英才”计划，统筹科技项目和平台条件，强化综合保障和经费支持，打造一流农业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持续跟踪培养具有发展潜力的青年科技人才，让更多青年人才担纲领衔重要科研任务，扶壮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加大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实施力度，启动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对发展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的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带头人等进行系统性培育和综合性扶持，培养农业领域卓越工程师。
会议要求，要努力营造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的软环境，充分激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放”上下功夫，打破一些不合理的条条框框，把能放的权尽量放下去，增强科研院所的自主权。在“活”上见真章，优化项目管理模式、经费管理方式和考核评价机制，该严的严、该松的松，让科研人员把更多精力放在科学研究上。在“用”上求实效，围绕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需要，建立以用为本的人才作用发挥机制，重大科研项目更多采用“揭榜挂帅”“赛马”等机制择优委托，推行主责主业评审职称，确保用好人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在“优”上多用力，建立包容创新制度，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健全农业科研诚信制度，完善科研评价体系，营造良好学术氛围。中国农科院作为农业科研国家队，要进一步加大科技人才培养、引进力度，打造世界农业科技人才高地和创新中心，带动全国农业科教系统人才一起成长进步。
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科院院长吴孔明，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孙其信出席会议并发言，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人事司司长廖西元主持会议，中国农科院党组书记张合成、农业农村部总经济师魏百刚出席会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工程院有关司局负责人介绍支持农业科技人才工作的思路举措，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农科院、华南农业大学、大北农集团负责人作了交流发言。农业领域院士代表，科技部、中国科协有关部门负责人，农业农村部有关司局、直属单位负责人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省（区、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设分会场。
会后，唐仁健还到刚刚建成的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新库进行了调研。
（原标题：全国农业科技人才工作交流会强调 加快建设农业科技战略人才力量 有力支撑农业科技自立自强）
【淮海战役中，主席以他人名义写的劝降书，作用巨大！ 】
淮海战役，解放军以60万对敌80万，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超级大战。
淮海战役是毛泽东亲自谋划和指挥的。战役中，他曾经亲自动笔以他人名义写了两篇广播稿，向敌军说明解放军的俘虏政策，敦促敌人投降。一篇是以解放军总部名义写给敌黄维兵团的，一篇是以刘伯承、陈毅的名义写给黄维兵团的。新华社在电台中进行了广播，淮海前线的解放军也在火线进行了广播宣传。
其中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人民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是知道的，无论是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只要放下武器，就给以宽大待遇，不论官兵，一律不杀不辱。你们的王耀武、范汉杰、郑国洞及其他一切被俘将领，都在我们这里住得好好的。其中许多人已被放回去了。还有许多人我们准备放他们回家。
放下武器的都有生路，一个不杀。愿留的当解放军，不愿留的回家去。不但对士兵、对下级官、对中级官是这样，对高级将领也是这样，对黄维也是这样。”
中共优待俘虏的政策，广播之后，对淮海战役中的敌方官兵震动很大。敌人听到广播后，不再对解放军感到恐惧，成批的士兵拖着枪，偷偷跑过来，向解放军投诚。无法投诚的士兵要么消极抵抗，要么一有机会就缴枪投降。
淮海战役取得巨大胜利，几十万国民党官兵当了俘虏，毛泽东优待俘虏的政策，对他们起到了神奇的瓦解作用。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大河向东：他们为什么追随毛泽东》一书，记述了毛泽东许多超人的智慧。该书为读者喜爱的年度畅销书，真实、客观地记述了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的个人品质和领袖智慧。
我们只要通过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的三位军事主官廖耀湘、胡琏、张灵甫对我军的判断情况，就大概可以知道包括五大主力在内的国民党军为什么最终全都覆灭了。
1946年2月的沙岭战役，新六军凭借强大的火力优势稍稍占了点便宜。不可一世的廖耀湘甚至得出了这样的看法：新六军一个团能打东北民主联军一个纵队。即使到了辽沈决战阶段，廖耀湘依然认为他的第九兵团一个猛冲就能突破东野的黑山大虎山阻击阵地。
与廖耀湘的膨胀相比，胡琏对我军的认知相对要理性一些，起初他也认为国民党军尤其是像他的18军这样的精锐，与我军的战力之比应该为3：1，至少也能达到2：1，可到解放战争中后期，他已经认为国民党军精锐顶多能与我军精锐占成平手了。
比起廖耀湘、胡琏，张灵甫的敏感度和判断准确度都要高出不少。接连在两淮之战、第二次涟水之战获得优势（惨胜）的他，认为我军无论是战略战术，意识意志，作战协同，还是其他方面（比如他认为国民党军军服华而不实，我军军服非常方便实用）都优于国民党军，预言他本人及同僚不出两年可能将死无葬身之地。
那么，国民党军与我军的真实对比情况是怎么样的？我方高级将领曾亲口承认，论起队列操典、单兵作战能力等，国民党军士兵都不亚于甚至要优于我军士兵，国民党军的基础军官甚至包括中级军官的素养相比之下也不占劣势，但他们的中高级指挥官特别是顶层指挥者的素质相比来说就差的太多了。
个人认为，双方小规模部队的单打独斗，国民党军未必吃亏。但一旦打起规模较大、参战部队较多的战役，国民党军在指挥、执行以及协同方面的劣势就暴露了出来。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打小仗，却打不了大仗，这是由他们的阶级、组织等方面的局限性决定了的。
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乡村振兴大有作为。
将近1100万大中专毕业生即将走出校门，迈向社会。如何帮助他们择业、就业，是每年毕业季集中的热点问题。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这将为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择业、创业提供一个大有作为的人生大舞台。
我国现已建有数十万个家庭农场、农业专合社、村级公司。这类农村经济组织，相当一部分由于缺乏人才支撑，其运营状况大多不佳。有些专合社、村级公司流于形式，并无实际可观的生产经营业绩。有的甚至名存实亡。
以往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在导向上长期忽视农业农村这个板块。而多数毕业生的关注点也多半把目光聚集在城市。
其实在我国农村，种植、养殖、加工、市场、科研等领域急需一线专业人员。毛泽东同志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指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而进入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则更能让广大知识青年大展宏图。
对此，国家应制定鼓励大中专毕业生“上山下乡＂就业的中长期稳定配套政策。在就业、创业、投资、加盟、合作、合伙、税收、信贷等方面，给予补贴、资助。在落户、住房、职称、社保、入党、选干、知识产权保护、返校考研等方面明确相关待遇。对自愿到建设兵团和边彊、民族地区就业的，给予优待条件。对具有卫生、文教资质的毕业生，也应出台一些专项政策，让他们能在农村大显身手。对自愿返乡就业、创业的毕业生，一定要落实各项支持帮扶鼓励政策。让他们在自己的家乡生根开花结果，成为新时代的职业农工。
乡村振兴首先是人才振兴。其落脚点是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相信有越来越多的大中专毕业生能在农业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找到自已的人生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易中天成名之后，有一次接受采访时被问道：“武汉大学是你的母校，你为什么离开武汉大学啊？”
易中天很平静地说：武汉的天气太炎热了，由于受不了才离开那里。
然而就是这样一句简单的话，有的人却作为攻击他的把柄——说他借用天气来讽刺武汉的环境差。
面对质疑，易中天很坦然，他说：武汉天气热是个事实，如果你连这样的意见都无法接受的话，武汉还谈何未来的发展？
但是由始至终，易中天从来不谈自己在那里所受的委屈。
名人就是累，连委屈也不能随便说。
最后还是他的老校长刘道玉说出了易中天离开武汉大学的真正原因：如果没有那些不公平待遇的话，易中天可能会一直在武大干到退休。况且他并不是主动离职的，而是被别人生生逼走的，连副教授这个职称也是他用离职换回来的。
那么，易中天在武汉大学受到哪些委屈呢？易中天在武大执教却只是讲师，曾经穷到连一块钱的烟都抽不起。
易中天出生于1947年，父亲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受父亲熏陶，易中天自小对文学很感兴趣,特别是在他读了苏联作家威拉·凯特林斯卡娅的《勇敢》后，感受到了别样的力量。
1965年9月，在上山下乡的热潮中，高中毕业的易中天和上千名的武汉青年，一起踏上了西去的列车，来到了新疆建设兵团石河子农场，这时是兵团8师150团的驻地，有着“小西伯利亚”之称，冬季最低温度零下40℃，夏季最高可达零上40℃，巨大的温差，考验着每一个人的意志力。
易中天不会想到，与父母的这次离别，居然长达十三年。
在这里，他放牛、挤牛奶、放羊、收麦子、拾棉花……沙海之城里艰苦垦荒，让他经历了不少艰苦和考验。
第二年，由于易中天有文学方面的特长，他被抽调到团部，成为一名宣传队员。闲暇之余，他开始创作诗歌，他的豆腐块开始在《解放军报》、《诗刊》、《新疆文艺》、《军垦战报》上都发表过，一时被朋友们誉为“新边塞诗人”。
转眼到了1975年，他得到了乌鲁木齐一所中学校长的赏识，成为了一名高中老师。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已经是高中教师易中天，并没有和弟子一同上考场，或许担心落榜，是学得和学生同台竞技有失身份。
1978年，国家又恢复了研究生考试，对于只有高中学历的易中天来说，不想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他开始寒窗苦读，恶补知识。功夫不负有心人，易中天最终被武汉大学录取，成为了一个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
在武汉大学，易中天的文学才能，获得了校长刘道玉的赏识，研究生毕业之后，易中天选择了留校任教，一干就是。
凭借深厚的文学造诣、诙谐幽默的语言，易中天将枯燥的文学知识呈现在课堂，深得大学生的喜欢，300人的大教室，挤满了学生，有的学生往往要提前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去占座位，要不然的话你只能站着听完一节课，甚至有来晚的学生专门自带了小板凳，干脆坐在过道内听易教授的课。
不过，在武汉大学任教的当中，易中天虽然担任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不过他的薪水却非常微薄，因为他一直都是一个讲师的身份。
在最穷的时候，易中天曾经不舍得花一块钱，去买一包自己喜欢抽的烟，因为在那样一个年代，一块钱可以买好几斤青菜，足够一家人吃好几天的了。
谁能想到易中天当时住的房子只有30多平，甚至穷得连烟都戒掉了！为了让家人生活得更好，他不断利用休息时间赶着一篇又一篇的书稿。
原来，易中天工作之后没多久，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老校长刘道玉便退休了。
易中天的热火让一些教师对他产生嫉妒，又因为他的性格比较耿直，他在武汉大学的地位显得非常尴尬，因而处处受到排挤，甚至在职称评定过程中，拿易中天但是没有取得本科学历说事，忽视他的研究生学历。
随着易中天的名气不断增大，求贤若渴的厦门大学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不过此时的易中天，并没有答应厦门大学的请求。因为在他看来，武汉大学是自己的母校，虽然这里的生存环境不够理想，不过自己并不愿意抛弃她。
厦门大学并没有轻易放弃，而是三顾茅庐，最终感动了易中天。武汉大学的排挤，厦门大学的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厦门大学给易中天提供了优厚了待遇，给他提供一栋112平米的大房子，让他安心开展自己的教学和创作。
来到厦门大学之后，易中天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教学才能，很快便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他的满腹才华也有了用武之地。
从这以后，他一边专心教书，一边潜心写作，笔耕不断。，易中天新作《易中天中华史》面世。这套书和普通历史书籍不同，这是易中天以他独到的思维审视历史，并将将中华史放在世界史的范畴中进行的考量。
这套书一经出版就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
《中国青年》则说：易中天破译了中华文明的密码。
《新京報》评价说：《易中天中华史》是一部肩负为中华寻梦使命的历史读物。
这套书不止言之有物，有史可查，而且敏锐捕捉历史细节，最大可能地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性，是极具收藏价值的历史读物。感兴趣的朋友们点击下方链接购买了。#我要上头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