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东传中国线路
从古称犍陀罗（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阿富汗北境—喀布尔）经由中亚，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西域（新彊），再经河西走廊（敦煌—武威）抵达中土，古称“丝绸之路”。
1969年5月，河北省考古单位开启了定县一座千年历史的古塔地宫。在众多奇珍异宝之中，一串“烂葡萄”成功吸引了大家的关注……
“烂葡萄”有什么稀罕的？
这座千年寺庙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静志寺，拥有着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在漫长的时间里，静志寺的命运也是一波三折。
根据出土的器物以及出土的隋朝志文可以看出，这个静志寺早在后燕时就已经存在。
北魏太武帝灭佛期间，遭到破坏。北魏文帝崇尚佛教，于是便重修佛塔。来到北周之后，周武帝也灭佛，隋朝又重新修建。之后，静志寺迎来了一段时间的安稳。
不过，到了唐武帝时期，觉得佛教的势力泛滥，再加上当时他信仰道教，于是便下令拆毁佛寺。
到了宋朝之后，朝廷又重视起来，于是便下令重新修建。
在塔基的地宫中出土了北魏、隋、唐和宋四代的各种珍品，每一样都精美绝伦。而今天我们要讲的便是一串葡萄。
对于葡萄，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能见到。而从静志寺塔基出土的葡萄绝对能起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这是一件手工琉璃制品，就算是再过几百年也不会变样。而他之所以能吸引众多人的目光，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因为它实在是太逼真了。
古人几乎是完全的一比一还原过来。
这是一串完全成熟的葡萄，其颜色大多为紫红色，在众多紫红色中，你能想象竟然还夹杂着几颗淡绿色的小果吗？
更让人觉得神奇的是，上面还有一层白色物质。这给人都感觉很像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那层白雾。
不过，对于这层白雾，专家给出来科学的解释，因为存放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所以琉璃自然脱落而形成这样的现象。
不管看多少次，还是会被这串“烂葡萄”惊艳，实在是太像了。
众所周知，葡萄并不是中土产物。大约在先秦时期，葡萄在西域开始传播。后来张骞出塞，带来了大宛的葡萄种子，中原内地葡萄种植面积才开始扩大。
随着葡萄的种植，与之相关的产业也出现。据说汉武帝时期还招募大批酿造匠人进宫酿制葡萄酒。
后来，葡萄和葡萄酒便作为文学家创作的素材出现在历史当中。比如说：李白在《襄阳歌》中写道：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
其意思就是说遥看汉水像鸭头的颜色一样绿，好像是刚刚良好还未曾滤过的绿葡萄酒。
与此同时，在唐朝时，佛教文献成为了葡萄文化的重要载体。随着佛教的盛行，葡萄纹样也进入了敦煌、龙门等佛教圣地。
公元630年，玄奘大师前往印度取经，西域各国都是以葡萄酒款待大事的。所以在佛教文化的交流上，葡萄起了很多的促进作用。
当然，葡萄并不是特例，在其他佛塔地宫中还出现过其他“假水果”供奉的例子，你知道有哪些吗？一起交流交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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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张掖，是佛教东渐之地。
塔，最早是佛教徒供奉佛的“舍利子＂，后用于供奉佛像或经卷，有的保存高僧遗骸或遗物。释迦牟尼涅槃后，弟子在各处修建墓塔来分散保存他的灵骨（即舍利子，张掖那一颗到底在山丹法塔还是木塔地宫？）。当时的墓冢比较简单，就是在一个不大的台基上，修起半圆形的坟冢，加上一个顶尖。我国建筑师在借鉴印度墓塔的形式，创造了具有中国风格的新建筑物一一塔，随之建塔这种形式也就流传开了。
魏晋以来，佛教通过河西走廊在中国广泛流行，广造塔寺，开凿石窟，雕塑佛像，形成祟佛热潮，这种情况在隋唐时期达到高峰，几乎较大的佛寺附近都有个“塔院”，佛教传播得越广，寺院就建得越多，塔的数量也就越多。魏晋时期是以佛塔为中心建寺，后来经塔主殿副，殿主塔副发展至七堂布局。
张掖，因“半城芦苇，半城塔影”冠名西北。
明宣宗说：“甘州，故甘泉之地，居中国西鄙，佛法所从入中国者也。”位于东西方文化交流咽喉之地的张掖，成为佛像及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地区之一，故迦叶如来寺（大佛寺）和临松马蹄寺相呼应，成为传播佛教的重要驿站。明朝皇帝为什么说甘州是佛法传入中国的起点呢？这就要说到摄摩腾，摄摩腾，全名迦摄摩腾，迦摄即迦叶，为婆罗门大姓，天竺人，精通大小乘经典，以游化为己任。他是最早来中土弘传佛法的印度高僧。
公元前1，霍去病过焉支山，在张掖破匈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史料证明祭天金人即为佛像。公元65年，汉明帝派遣蔡愔等人出使天竺，寻访佛法。蔡愔在天竺遇见了迦摄摩腾，请求他到汉朝来弘扬佛法，迦摄摩腾誓志传法，同竺法兰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跋涉，经过流沙荒漠，抵达张掖，感受了休屠王祭天金人故处张掖的风物，印象深刻。到洛阳后，汉明帝对迦摄摩腾和竺法兰给予奖赏和优待，修建了白马寺，安排他们居住讲经，白马寺成为中原第一座弘扬佛法的寺院。从此，佛教开始在中国弘传起来。
迦摄摩腾（迦叶）在洛阳往生，灵骨舍利送往张掖建塔寺，寺名迦叶如来寺（张掖大佛寺）。《高僧传》将迦摄摩腾排列位首，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尊为中国佛教的鼻祖。
魏晋时期中原战火频发，中原血没腕中，河西偏安，天竺又一高僧图澄子来河西弘法，《高僧传》记载他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这段时期甘州城大建塔院、寺庙，与本土道观，形成张掖“半城芦苇、半城塔影”的城市布局。从那时起，世信佛教，地多塔寺就成为河西各地的传统和风尚，而张掖由于历史变迁的特殊性以及地域环境独特，使这一传统持续传承发扬，遂成为这一地方最为厚重的文化积淀。
同时期，出生并起兵于祁连山临松（今张掖马蹄寺、南古一带）的沮渠蒙逊，对中国佛教石刻雕像的发展有重大贡献。沮渠蒙逊建立北凉国，先建都建康（今张掖高台骆驼城），迁甘州，后至凉州，其母笃信佛教。为纪念母亲沮渠蒙逊大力扶持佛学，他请天竺高僧昙无谶来到河西走廊，翻译《涅槃经》这本神奇的佛经。而此时，一代高僧昙曜前来河西走廊学习佛法，他追随的就是昙无谶，《涅槃经》讲禅修要一心一意，于是河西走廊的祁连山成为禅修石窟开凿的最理想场所。他们选择了祁连山北麓的天梯山和国王老家临松，开凿石窟，建立佛像，沮渠蒙逊要求在石窟中为他母亲车氏建造佛像，天梯山石窟遂成为中国佛教造像鼻祖。至此后一千多年，沿祁连山北麓的石窟星罗棋布：武威天梯山石窟、永昌亥母寺石窟、张掖金塔寺石窟、张掖观音洞石窟、张掖马蹄寺石窟、张掖千佛洞石窟、文殊山石窟、昌马石窟、旱峡石窟、榆林石窟、敦煌莫高窟等，尤以张掖和敦煌最为密集。
南北朝时期佛教的造像艺术在河西走廊兴起后，由凉州、甘州至大同，再由大同至洛阳，随后传到长安，再传到陇东。这条路线上的造像艺术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瑰宝。
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是佛教造像艺术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和驻泊地，令人感慨的是，秉持儒家思想的人们对于佛教非但没有排斥，还以兼收并蓄的开阔心胸与气度，在河西走廊培育了深厚温和的文化土壤。这与汉末至五胡乱华近三百多年，中原十屋九空，汉儒大家携典籍逃往安定的河西有关，更与当地执政者崇佛重儒息息相关。比如，张掖马蹄寺既是佛法传授地，更是儒学大家郭荷、郭瑀的教学点。
到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流行于整个中国，各代帝王都大建石窟寺院，中原也有了很多高僧朱士行、竺法护、法显、宋云、惠生、玄奘。他们从东至西穿越河西走廊，回溯佛教起源，将中原文化对佛教的融合与提炼反哺西域。就这样西来东往两种足迹，在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重叠在了河西走廊。通过河西走廊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继续向东传播，影响了广袤的中亚大地。
画到生时是熟时
友人小花送我他们出版社出品的齐白石水印笺纸
齐白石以意代形，如果以今天美协遍地是工笔和浅绛造型，齐白石估计是当不成名人了
但，齐白石就是齐白石
当齐白石创作出水墨虾的时候，任何美术都要让路
这不单是奇思妙想，还有创世纪的天才
中国画一直重视笔墨，张大千是否说过“由宋入唐”并不清楚，但张大千临摹敦煌并未失去自己的笔墨，相反敦煌人物造型里有笔墨
用顾恺之与敦煌人物画相比较
吴带当风
以形比形
形神意通
难道宋明之学就没有晋唐之韵吗
近现代画家，每每说起学习的根源就是宋宫体画，陈老莲，四僧，任伯年
要是回到笔墨，就主学徐渭，石涛，八大，扬州八怪，吴昌硕，我自己就是这个路数
可见学水墨画的宗主是有一套的，而且同质性较强
而这妨碍自己出新造型，有新意
笔墨，墨是外在，笔是内在
齐白石有一次批评学习较快的学生（可能是李可染）：我用的是楷书写，你已经用行书了
画中国话为什么叫写，写意
就是中国画与中国书法意义相连
能执笔书法的人，有可能会画画，比如吴昌硕，近几日又有某世界书法协会的主席定价十几万一张卡纸，书法家入画家行列的确是有本的
写就是以笔法和笔的灵活应用取胜
像我一天老师也没拜过，就靠自己从无到有，从粗糙到稍微细致，从全然不知造型到随意涂抹，我就遵从一条，要写不要画
依然要重视线条的丰富性
比方看画的时候细节的重要性，用笔的笔势与顺序
最近时代考古重于历史的话题度，中国的考古材料层出不穷，李零说文章做不完
现代汉学的主流不能偏颇，比如不能只盯着儒学或是中国古代哲学
很多东邻之学人对唐宋元明清的历史兴趣点大
戴密微之所以是戴密微，是关注点绝不像斯坦因和伯希和那样把考古当成搜罗，而是把材料变成历史复原，这很好
饶宗颐教授从甲骨，到敦煌，涉及近东的世界史，这是与戴密微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美学者有时候把考古以考古人类学著称，或以艺术史为殿军
这细节在我们研究整体文化时候是必不可少的，江南的人士或是北方的同仁可能对西北的文化缺少一定的感性认知
丝绸之路的三条路线途径的城市，内陆以甘肃的城市最多，宁夏今日的重要城市固原以前也是甘肃的
敦煌学，吐鲁番学，乃至于二百多年存在史的西夏，尘封的历史已经远去，文化发掘挖掘中土国度的多元信息，琳琅满目
我手写我画，我脑是文化
这是文化家的广告词
以丰富性文化为起点，从书本到传接开辟交流新境界〈字:凡>
公元1，匈奴北单于得知班超已死，举兵作乱，西域告急。群臣畏惧匈奴，一致声言：“闭玉关、弃西域。”唯独班超之子班勇，力排众议，主张抗击。
班勇的父亲乃是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母亲是疏勒王室的公主疏勒夫人。班超70岁时回归洛阳，积劳成疾，第二年就去世了，临死前向朝廷推荐自己的儿子班勇：“西域若动，班勇可用。”
班超所料不差，匈奴北单于听闻班超已死，发兵侵掠，西域动荡。朝廷召大臣议事，班勇也在召集之列。临行前，母亲疏勒夫人对他说：“汝父生在中土，长在中土，却用半生血汗灌溉西域，愿吾儿继父志，承大业，护我西域安宁。”
班勇安慰母亲道：“请母亲宽心，儿生在西域，长在西域，怎敢忘断西域父老培育之情。”
汉安帝年幼，群臣畏惧匈奴，纷纷谏言：闭玉关、弃西域。唯独班勇一人，力排众议，主张抗击。最终邓太后委任班勇为西域最高军事长官——将兵长史，率军屯田柳中。
《后汉书.班梁列传》延光二年夏，复以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西域的动乱，和班超的继任者任尚脱不开干系。任尚没有采用班超恩服的策略，更多的是利用杀伐威慑，这成为西域发生动乱的根源。
《后汉书.班梁列传》超去后，尚私谓所亲曰：“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数年，而西域反乱，以罪被征，如超所戒。
任尚改变了治理西域的策略，最终导致西域之乱。班勇就在这种情况下挺身而出、临危受命。
显然，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倘若班勇不能完成使命，朝廷持“放弃西域”论的公卿大夫就会跳出来指责他的轻率，说不定还要遭牢狱之灾。
当然班勇有自己的优势：首先，他是班超的儿子。班超在西域经营半生，威名仍在。父亲的招牌，就是班勇最好的武器。其次，班勇的母亲是疏勒人，他有一半胡人血统，以半个疏勒人的身份重返西域，一定会得到疏勒王的支持。最后，班勇有非凡的才能，有敏捷的反应力与出众的口才，他自信、沉着，勇于负责。
班勇决定先从鄯善下手，鄯善是东汉帝国通往西域的大门，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而且鄯善王有一半的汉人血统，属于亲汉派。果然当班勇抵达鄯善时，得到国王热烈的欢迎。
班勇知道，要对付北匈奴，光一个鄯善是不够的。还要说服龟兹才行。龟兹是西域大国，自北匈奴卷土重来，龟兹国苦不堪言。班勇晓以大义，施于恩信，龟兹王终于同意归附东汉。班勇不战而降龟兹，迈出打通西域最关键的一步。
龟兹即降，与龟兹交好的疏勒、于阗等国也宣布投诚。北匈奴控制着车师前国、车师后国、卑陆、蒲类、东且弥、移支等，其中以车师地理位置最为重要。
班勇决定组织联军先拿下地理位置比较重要的车师前国，他组建一支由鄯善、龟兹、姑墨、温宿等国的联军一万多人，大破北匈奴伊蠡王和车师前国的部队，车师前国随后投降。
因为车师后国易守难攻，班勇请求朝廷支援。公元125，从敦煌、张掖、酒泉调来的六千名骑兵到位，班勇合兵一处，杀入车师后国。
此战杀得北匈奴丢盔卸甲，溃不成军，死伤及被俘的人数超过八千人，活捉北匈奴持节使，车师后国举国投降。
公元126，班勇废车师后王，改立亲汉的加特奴为国王。西域五十余国纷纷派使者来请降，只有焉耆国不肯归降。
北匈奴没有了立足之地，只得向北退却。班勇集结西域诸国的联军对北匈奴的精锐部队发动夜袭。
在这场决定西域命运的大决战中，班勇再现英雄本色，他以西域联军为主力，大破北匈奴。呼衍王只身逃跑，帐下两万名将士，集体向班勇投降。
班勇让联军的各国国主们杀死被活捉的匈奴高层，其中就有北单于的哥哥。这样就等于交了“投名状”，断绝了投靠匈奴的机会。
北匈奴的高光时刻成了历史，光荣与梦想渐行渐远。但西域还未完全平定，焉耆仍负隅顽抗。
公元127年，班勇上疏朝廷，请求发动对焉耆的战争。朝廷批准班勇的军事计划，派敦煌太守张朗率部三千余人，入西域协助作战。班勇率西域诸国联军共计四万多人，与张朗约定发动进攻的日期，准备南北夹击，一战平焉耆。
不知什么原因，张朗趁焉耆王元孟把防御重点放在对付班勇的时机，提前发动进攻，一举建功，焉耆王元孟向张朗请降，条件就一个，留他性命。
就这样，班勇的大军还未出战，战争便已经结束了。张朗向朝廷诬告班勇没有如期发动进攻，再加上朝中反战派的附和，班勇被关进监狱，随后解除西域长史之职。
从公元1屯兵柳中，到公元127年焉耆投降，班勇仅用了四年时间，便把朝中大臣执意要放弃的西域诸国，重新纳入东汉帝国的势力范围。在父亲班超伟大事业的感召下，班勇续写传奇。他的重要贡献在于挫败北匈奴东山再起的企图，彻底丧失反扑的机会。
可惜的是，班勇或许是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蒙冤被解职，其西域的事业戛然而止。东汉中晚期对西域的经略，始终未能达到班超时的全盛水平。#历史# #我要上微头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