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国际社会是一个天造地设的自然格局，国与国之间几乎都存在着无法把控的关系变量，在矛盾的演进过程中，执政者相对比较冷静和理智，但总有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试图用极端的方式解决问题。
由于加勒万河谷“肢体冲突”的后续影响，印度国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抵制中国制造运动。印度人将“中国电视机”从楼上扔下去，众人一拥而上将其砸毁，这段视频收获了印度民众的一片欢呼，于是大家纷纷穿戴上“抵制中国”的文化衫和帽子以示“爱国之心”，但有人发现，这些充满了正能量的体桖和帽子均来自中国。甚至连印度开国领袖帕特尔，被视为爱国精神领袖的“团结雕像”，居然也离不开中国的技术。
这种场景似曾相识，但这样的抵制能够暂时缓解因特殊事件引发的心理冲突，但不能抵制国家间市场经济的穿插与渗透。
不但印度不能抵制，美国同样不能。奥巴马总统在船厂刚刚发表了“重振美国制造业”的演讲，身后的围幕飘然落地，龙门吊上赫然写着“上海振华”。
一位美国的产业工人，将自己的失业归咎于大量涌入的中国制造，于是暗自发狠：不用中国货！然而他连一天都没坚持下来。马桶，拖鞋，体桖，婴儿车，不粘锅，牙刷甚至自家门前的国旗都是中国制造。抵制？行，那这些东西就不要用。
尽管莫迪政府需要民族主义的声势来缓解冲突事件造成的压力，但其绝不敢将这股鲁莽的力量引向科学而理性的商业领域。其次，逐利的商家只会利用政治事件获得更多的好处，他们并不愿意以企业利益为代价，为政客的失误买单。普通的消费者只想买到便宜好用的商品，“嘴上不在乎，行动很诚实”就是他们的真实写照。这些人其实都不是“反华”的主力。
印度都是什么人在抵制中国？
首先是宗教人士，他们通过煽动本教门信众的情绪，凝聚自己的宗教地位，至于方式和对象则并不重要。其次是印度鹰派和智库专家，他们本身就代表着国家的进攻单元，此时发出的声音，一定是强硬的。再就是退休官员，因为他们将不再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但可以通过言论表达自己“心系国家”的政治担当。还有一类是极其顽固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不仅反华，反巴，反美，反俄，反欧……反正只要是外来事物，没有他不反的。
由于各种思想势力的叠加，特殊事件的催化，“抵制运动”应用而生。而执政党和在任官员，以及真正的经济学人，甚至大部分普通消费者大都比较谨慎。
根据经验和常识来判断，狂热的抵制运动很快会随着事件的降温而逐渐消退，但如果印度真的选择以禁止中国产品，抵制中国制造来遏制中国制造业的蓬勃发展，能不能行得通？
根据世贸组织的竞争规则，国家间在经济往来中，不能无故禁止另一国的产品，中印都是世贸组织成员，从制造商，经销商或整个销售商的进口与转售，是市场来决定的，政府可以鼓励（或者煽动）消费者拒绝中国商品，但不能通过行政干预阻挠市场的需求，比如印度电信部呼吁，要求下属各企业和机构只购买“印度”制造的产品，在基础设施和设备升级时，应“尽量”使用国产设备，但谁能保证所有的“印度制造”都没有中国元素呢？相信理智的商家一定会遵从企业的需求，“诚实”的选择最适合的商品。包括砸掉中国产品的那些极端民众，他们实际上也是普通消费者，现实而理性的消费者一定会选择质优价廉的产品，而中国的电视，手机，电脑以及其他产品，恰恰具有上述优势。
中国商品占印度进口的23%，其中包括电子产品，原料药，汽车零部件，家电以及家庭用品等低端产品。拿印度人砸掉的电视，手机等电子产品来说，品牌是中国的，但零部件可能来自日本，韩国，美国，德国或东南亚，你怎么抵制？抵制中国制造，相当于抵制全世界，别忘了，中国是“世界工厂”。
说白了，不光是印度，全世界对中国都有依赖，假设印度切断一条与中国产品的供应链，就必须在短时间内拿出替代方案来补上空缺，包括建立完整的工业基础和创业环境来吸引外部资本，技术以及专业知识入驻印度，必须有长期的扶持政策和有远见的领导人来保证长远的发展。目前来看，印度显然还没有这个准备。因此，无脑的抵制如果恶性蔓延，马上会将企业置于生死存亡的境地，明智的商人绝不会如此“无脑”。
从2000年开始，中国人均GDP开始每4年翻一翻，截止今天，印度的GDP为2.5万亿美元，而中国的GDP为13万亿美元，这就是中国向世界市场大量出口的结果，而印度的部分增长率，恰恰是与中国竞争，向中国学习，购买来推动的。
正如《德国之声》在此前的报道中也列举了印度各界“抵制中国”的失败案例。印度在产业链完善程度，技术水平和其他配套设施中，距离中国仍有不小的差距，一些核心领域仍需要依赖中国，短期内难以摆脱“中国制造”的影响。
事实也是如此，尽管印度举国上下一片“抵制中国”的汹汹浪潮，但印度政府却将一项隧道工程给了新加坡的一家公司，然而，这家公司就是上海的一家子公司。
全球化贯通于每个发展中国家的时代大背景下，“商业抵制”的作用实际上聊胜于无，不但不能真正打击对手，甚至可能造成“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五”的悲催结果。实际上，《印度时报》已经开始质疑：这样的抵制，对印度真的有好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