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 赵佶 五色鹦鹉图 纵53.3厘米，横125.1cm 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
书法成就
宋徽宗书法自成一派，他的书写体，被成为“瘦金体”。其笔法瘦硬，侧锋如兰竹，最初学习黄庭坚，后又学习褚遂良等诸位大家，杂糅各家所长。
▲宋徽宗《秾芳诗帖》，楷书， 绢本，卷，后期风格，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徽宗瘦金体特征：结字至瘦而有筋力。运笔刚劲有力，洒脱飘逸。笔力细瘦而又挺劲犀利，无滞涩现象。其每个笔画末端锋利如刀尖。每个笔划之间有若即若离、藕断丝连、呈现游丝。
▲赵佶《题欧阳询张翰帖后跋》，楷书，纸本，早期风格，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赵佶《题李白上阳台帖》，楷书，纸本，早期风格，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绘画成就
宋徽宗的绘画画，工写皆能，但尤其擅工笔花鸟，自成“院体”。
北宋 宋徽宗 瑞鹤图（画心局部） 纵51厘米，横138.2厘米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宋徽宗平生不仅勤于写生，且善于创作。他画鸟用生漆点睛，富有立体感。他的传世作品如《腊梅山禽图》《芙蓉锦鸡图》《瑞鹤图》《五色鹦鹉图》都是当世国宝载入艺术史册。
北宋 赵佶 芙蓉锦鸡图 纵81.5厘米，横53.6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芙蓉锦鸡图》是一幅工笔花鸟画，这一幅在色彩追求富贵高雅，一只红腹锦鸡落在秋天的芙蓉花枝上，将花枝都压弯了，似乎还在在微微颤动。而红腹锦鸡却在昂首翘望那对翩翩起舞的彩蝶。
《芙蓉锦鸡图》在画面的经营位置也是恰到好处，起承转合，疏密有致，是对赵佶高超的画技和超群的艺术审美的最好阐释。在色彩上更是精妙入微的。芙蓉花设色淡雅，与颜色鲜艳的锦鸡形成强烈对比，整幅画面一派富贵祥和。
北宋 宋徽宗 祥龙石图（局部） 绢本 纵53.8厘米，横127.5厘米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成立宣和画院
赵佶在位期间创立了偶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家美术学院——宣和画院，并亲自领导画院工作，指导绘画创作，培养了如王希孟、张择端等一批杰出的画家。他还组织编撰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和《宣和博古图》等书画图书，辑录了大量的名家书画，为偶国宋代之前重要书画文献的收集整理做出了巨大贡献。
宋徽宗工笔花鸟作品欣赏
北宋 宋徽宗 竹禽图 绢本设色 纵33.8厘米、横55.5厘米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北宋 赵佶 腊梅山禽图轴
北宋 赵佶 梅花绣眼图 纵24.5厘米 横24.8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争鉴裁之别什么意思？
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意思是指意思是：兴旺繁盛时代的一种性情与爱好。 一、“盛世之情尚”出处： 宋徽宗《大观茶论》：“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虽下士于此时，不以蓄茶为羞，可谓盛世之情尚也。” 二、《大观茶论》介绍： 《大观茶论》原名《茶论》，为宋徽宗赵佶所著的关于茶的专论，因成书于大观元年(1107)，故后人称之为《大观茶论》。全书共二十篇，对北宋时期蒸青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风尚等均有详细记述。其中”点茶”一篇，见解精辟，论述深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以来偶国茶业的发达程度和制茶技术的发展状况，也为大家认识宋代茶道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三、《大观茶论》影响： 《大观茶论》从侧面反映了北宋以来偶国茶业的发达程度和制茶技术的发展状况，也为大家认识宋代茶道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自问世以来，《大观茶论》的影响力.和传播力非常巨大，不仅积极促进了中国茶业的发展，同时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使得宋代成为中国茶文化的重要时期。 注：宋徽宗赵佶(公元1082年5月初5-1135年6月5日)，宋神宗第十一子、宋哲宗之弟，宋朝第八位皇帝。先后被封为遂宁王、端王。哲宗于公元1100年正月病逝时无子，向皇后于同月立他为帝。第二年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在位26年(1100年2月23日-1126年1月18日)，国亡被俘受折磨而死，终年54岁，葬于都城绍兴永佑陵(今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东南35里处)。他自创一种书法字体被后人称之为”瘦金体”。是古代少有的艺术天才与全才。被后世评为”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编写《宋史》的史官，也感慨地说如果当初章惇的意见被采纳，北宋也许是另一种结局。并还说如”宋不立徽宗，金虽强，何衅以伐宋哉”。
转运使和知府？
转运使并不是行政长官，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只有州、县两级，府与州同级，但府设在规格较尊的地区。转运使对应的“路”，并不是行政机构，而应当属于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所以在北宋时期，知府是地方行政长官，转运使则是朝廷的常置“钦差”，即使路具备了行政职能，也未被官方认可成行政区划。路的设置一方面是为了改变唐至五代时期的财政上缴问题，一方面也是在强干弱枝思想主导下，为了有效的监察地方行政长官。知府与转运使的比较需要放在不同时期去看待。
宋朝的官制特点
由于北宋是“禅让”而来的政权，赵匡胤为了遮掩得国不正的事实，树立政权的合法地位，也就没有推翻后周的各种体制，官员制度也大体上全部继承下来。
“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 ——《册府元龟》
宋初的官名与实际职务大体上是相符的，但随着行政队伍的扩大，诸多官员担任了与“官名”名称不符的职务，这被称为是“差遣”，从而催生出官名与实际职务分离的制度。这个做法的实质是改变五代旧制的弊端，通过差遣的形式，将原有机构、官僚的职权进行剥夺，形成宋朝自己的官僚队伍，所以也导致许多旧机构成了闲散衙门。
（赵匡胤剧照）
在官名与实际职务分离之后，加之重文抑武思想的影响，首先在文官梯队里出现官、职、差遣三种职衔：
官就是所谓的“正官”，在元丰改制前，通常就是指三省六部及寺监等机构的各种官称，例如左右仆射、尚书、郎中、中书舍人等。这是给官员平定等级，划定俸禄的标准，寄禄官说的就是这种。元丰改制以后，颁布《寄禄格》，划定了二十四阶官称，这些官称改为相应的开府仪同三司、特进大夫、郎等，以此定官位、俸禄，称为“阶官”。
职就是职称，指馆、阁、殿的学士、直学士、待制、修撰、直阁等。在馆阁中任职的称为“馆职”，其他低规格的修撰、直阁称为“贴职”，这也是文官的一种荣誉衔。就比如说是某研究院的干事、书法协会成员等，显得较有文化修养，所以只有“大官”才有职称，品阶较低的一般不授职。
差遣就是官员实际担任的职务，也称职事官。差遣的职务有品阶，但不会作为俸禄的评定标准，只会根据所差遣的职务发放补贴，这个补贴叫“添支钱”。
除了同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副使、翰林学士等，差遣职务名称前后通常都带有“判、知、同、提、管、守、试”等字。判、知往往在职务名称前，表示自身品阶要比所差遣的职位高，守和试往往在职务名称后，表示本身品阶没有差遣的职位高，如知某府、某府留守。
根据上述情况，以包拯为例作以解释。嘉祐元年（1056年）时为龙图阁直学士、刑部郎中、知江宁府的包拯，被授予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龙图阁直学士就是包拯当时的荣誉衔；刑部郎中就是包拯当时的“寄禄官”；知江宁府就是包拯当时的“差遣官”。
这个人事任命中，包拯的荣誉衔没有变，变化的是寄禄官和差遣职务，寄禄官由刑部郎中变为右司郎中。元丰改制前，刑部郎中与右司郎中都是五品寄禄官，所以包拯并没有提高待遇，但差遣由江宁府到开封府，是从陪都南京调往了首都开封，这就是一个跳板。
（包拯画像）
这与今天的人事任命是相同的，比如从小县城的县长调到市级某个区委任区长，虽然级别上属于平调，但意味着下一步将要从正处级向副厅级发展。所以到了嘉祐三年（1058年），包拯就升为右谏议大夫、权任御史中丞，品阶来到了从四品。了解了北宋的官制特点，就能够比较清晰的看懂转运使与知府的差别。
北宋的地方行政设置与官员任命
宋朝在地方是实行了州、县二级行政划分，于特殊地区设立府、军、监的“州级”行政机构，如首都、陪都会设府；军事重镇要冲会设军；工矿牧盐等重要物资产区会设监。
由于地位特殊，府往往被认为是介于路与州之间的行政区划，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正确，因为路并非是行政区划，它只是在一定时期内获得了较大的行政权力，而且这些行政权力远远凌驾于州级长官之上。而府在宋朝就是州一级别，无论地位怎么特殊，都不能视为独立的行政区划，府成为二级行政区划是在明清时期才确立的。
路的机构设置、转运使的变迁
由于政权的继承性较强，宋朝在加强中央集权的进程中，就没有那么多的创新，而是小修小补。宋太祖修补体制的精髓来自赵普的指点：对于政权构成威胁的机构和职位，从政治上削夺其权；军事上收其精兵；财政上制其钱谷。最终目的是形成皇帝控制中央、中央控制地方的权力垂直度。
（赵普剧照）
在制其财谷方面，中央以三司使掌管财政，到了地方则设置“路”进行监督和财税收缴，因此北宋设“路”的初衷是为了收回地方的财权。唐后期的地方税收分成留州、送史、上贡三个部份，留州是指地方政府截留一部分用于行政开支；送使是指地方节度使所截留的部分；上贡才是最终上交国库的部分。
唐后期的地方上贡比例极低，导致中央政府财政捉襟见肘，这是对地方失去控制最根本的因素。所以赵普提出的制其钱谷才是中央集权的核心，地方没有足够的财力，就无法对中央形成威胁。北宋立国之初就规定地方财政事务由中央设立的转运使掌控，地方节度使、防御使、观察使、留后、刺史皆不管理财政事宜。
（唐朝行政区划，道、州）
北宋的前两位皇帝是以唐朝的“道”比葫芦画瓢，确定了13个税收监察区域，这就是路的前身，是为财政工作划出的区域，通俗的讲就是超大规模的“税务所”。以转运司为机构，设置转运使，并在统一战争中，扮演征讨大军的粮饷官、新征服区财物运往朝廷的督运官。
太平兴国六年（981），“诏令诸路转运使，察官吏贤否以闻”，被赋予了监察地方官员的权力，转运使司因而也被称为“监司”。若五品以上官员出任一路或多路转运使的，则称都转运使。
由此可以看出，路其实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并不是行政区划，随着一路的配套机构陆续设立，它才具备了监察职能、行政职能、司法职能、军事职能，实际上成为凌驾于州府之上的行政机构。
这些配套机构主要有安抚使司、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分别称为“帅、漕、宪、仓”。其中除“帅司”为军事机构，其他漕、宪、仓三司，都有行政监察职责，统称为“监司”。
提点刑狱司是在景德四年（1007年）才正式设置，成为常设的路级司法机构，后也曾一度废并入转运使司。正副长官为提点、同提点刑狱，职权逐步扩大，兼及治安、军器、河渠等事。
提举常平司是在熙宁二年（1069年）设置，同时设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且专举刺官吏之事，长官称提举常平公事。
除了这些机构，还有如政和元年（11）设置的提举茶盐司，这主要是针对茶盐国营设立的监管机构，无茶盐的地区不设；北宋末年设置的提举学事司，主要管理本路所属州府、县的学政。两浙、广南、福建三路，设置提举市舶司，主管对外贸易和关税，南宋时并入转运使司。宋神宗以前，陕西路是产盐大户，所以设置解盐司，专管解盐生产，设提举出卖解盐司，专管解盐专卖事务。
所以转运使最初掌握一路或数路的财税﹐兼领考察地方官吏，到了宋真宗前期，渐获维持治安和清点刑狱，以及举贤荐能的职责。这就相当于把路提升了规格，不再是“税务所”，而是一个区域内的最高行政长官，这种权力是肯定要在知府之上的。
州府的机构设置、知府的变迁
宋初于首都开封府，设尹，由亲王担任，其他官员任长官称“权知开封府事”，简称权知府事、知府。除此之外，陪都设西京洛阳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长官都称为知府，并兼留守。到了崇宁三年（1104年），以牧、尹、少尹取代了“权知开封府事”，以亲王为牧，普通官员任开封府尹。
“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焉。”——《宋史.职官一》
除了首都、陪都以外，宋初各州的长官皆为刺史，没有节度使的州和新征服的地区，都由朝廷以差遣的形式委派官员，委派下去的官员品阶都高于州府级别，所以官称“知州军事”，简称“知州”。
知州军事都是差遣文臣，最初的主要目的是形成地方管理的模板，继而削减节度使的权利。在版图稳定以后，北宋的节度使就成了无实权、官位高的象征，只有亲王外戚及前任将相大臣中有特殊资望者可授予，但授予后并不赴任，称“遥领”。
（唐末的藩镇割据局面）
授予节度使的官员，若是正官为中书令、侍中、中书门下平章事的；检校官加授节度使，出判某府州的，都被尊称为“使相”。所以说，一般是寄禄官在二品以上，或者带中书、枢密院、宣徽使职事的，才会知、判某州府，这要比转运使的官阶更高。
但府、州长官在架空节度使的进程中，是以文官打压武官的模式，当州府文官的权利过大时，中央朝廷就有了分化州府长官的举动了。这个举动主要表现在设立通判任州府的副长官。
（水浒里的通判黄文柄）
“伪命官见为知州者，令逐处通判或判官、录事参军，凡本州公事并同签议方行施行”——《宋史职官一》
与知州一样，通判最初也是于新征服区设立，参与一州府的军政、民政，后被赋予否决权，即知州、知府关于军政、民政的公务需要通判复核通过，通判否决则无法施行。
在编制上，大州府派二员甚至三员通判；一般州府只派一员；小州若武官任知州则派一员，文官任知州则不派；边远地区有以通判兼任知州的任命。
与此同时，每州府的军事重地设军，长官称知军，有矿区的设监，长官为知监，级别与州、府同，但地位较之低一些。
（苏轼剧照）
综上可以得出结论，转运使与知府都是差遣官，所掌握的权利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委派的官员官阶也是有变化的。宋初的知府寄禄品阶高，总管一个州府的军政事务，且常身兼数职；转运使则主要负责地方财税收缴和官员监察，二者相比，知府在正官官阶和差遣官的权力上，都是要大于转运使的。
到了熙宁七年（1074），宋朝完善路的划分，形成了23路的格局，并以此为基础，逐渐完善了每路的行政职能，也就将路提升到了行政区划的地位，元丰年间所编的《元丰九域志》就是以此编写出了北宋的“行政划分”。此时的转运使就已经获得维持治安和清点刑狱，以及举贤荐能的职责，成为区域内的最高行政长官，这种权力是肯定要在知府之上的。而且这个时候的知府已经不再差遣高品阶大员，比如熙宁七年（1074）的苏轼，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太常博士为八品寄禄官、直史馆为荣誉衔，说明一般州府长官已经远远不如路的行政长官，而如大名府、洛阳府这种高规格府设的长官，依旧是差遣二品大员赴任，级别上不输转运使。
参考史料：《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