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简介
中文名：丘成桐
外文名：Shing-TungYau
国籍：中国
职业：地亚哥加州大学任教
民族：汉族
出生地：广东汕
出生日期：1949年4月4日
毕业院校：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
丘成桐1949年4月4日生于广东汕头，兄弟姐妹八人。在丘成桐只有几个月大时便全家移居香港。丘成桐14岁时在大学教授哲学的父亲丘镇英过世，由母亲独力抚养成人。小学毕业于沙田公立学校。
中学时就读香港培正中学，1966年入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数学系。大学三年级时，获StephenSalaff教授推荐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深造，师从陈省身。两年后（1971年）即获得博士学位，其后在高等数学研究所作了一年博士后研究，然后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当了两年助理教授。
1974年，成为斯坦福大学副教授。1979年以教授身份回到普林斯顿高等数学研究所。1984年至1987年担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1987年至今，任教于哈佛大学，现任哈佛大学WilliamCasperGraustein讲席教授。和太太郭友云育有两子，其子丘正熙曾夺美国英特尔高中天才科学奖第六十届决赛奖。丘成桐热心于推动中国的数学发展，在中国建立并领导多个数学研究中心，致力于培养年轻数学家。他还多次对中国的科学发展谏言献策，毫不留情批评中国学术界的腐败现象。受父亲影响，丘成桐自幼便对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历史有浓厚兴趣，造诣颇深。
丘成桐成就
丘成桐是公认的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数学家之一。他的工作深刻变革并极大扩展了偏微分方程在微分几何中的作用，影响遍及拓扑学、代数几何、表示理论、广义相对论等众多数学和物理领域。
1976年解决关于凯勒－爱因斯坦度量存在性的卡拉比猜想，其结果被应用在超弦理论中，对统一场论有重要影响。第一陈类为零的紧致凯勒流形称为卡拉比－丘流形，在数学与弦论中都很重要。作为应用，丘成桐还证明了塞梵利猜想，发现Miyaoka－丘不等式。丘成桐对c1>0情形的凯勒－爱因斯坦度量存在性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猜想了它与代数几何中几何不变量理论意义下的稳定性的关系。这激发了Donaldson关于数量曲率与稳定性等一系列的重要工作。
与郑绍远合作证明实与复的Monge-Ampère方程解的存在性，并证明高维闵科夫斯基问题，拟凸域的凯勒－爱因斯坦度量存在性问题。
丘成桐开创了将极小曲面方法应用于几何与拓扑研究的先河。通过对极小曲面在时空中行为的深刻分析，1978年他与R.舍恩合作解决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的正质量猜想。
丘成桐与KarenUhlenbeck合作证明了任意紧致凯勒流形上稳定丛的Hermitian-Einstein度量的存在性，推广了Donaldson关于射影代数曲面，以及Narasimhan和Seshadri关于代数曲线的结果。
丘成桐与萧荫堂合作解决弗兰克尔猜想，即紧致正曲率凯勒流形与复射影空间双全纯同构。
丘成桐与Meeks合作解决了三维流形极小曲面一个著名的问题，即一条极值约当曲线的极小圆盘的Plateau问题的Douglas解，当边界曲线是一个凸边界的子集，那么它在三维空间中是嵌入的。他们接着证明这些嵌入极小曲面在有限群作用下是等变的。他们的工作与Thurston的工作相结合，可以推出著名的史密斯猜想。
丘成桐与连文豪、刘克峰合作证明了弦论学家提出的著名的镜对称猜想。这些公式给出了用对应的镜像流形上的Picard-Fuchs方程表示的一大类卡拉比－丘流形上有理曲线数目的显式表达。
丘成桐与刘克峰、孙晓峰合作证明曲线模空间上各种几何度量的等价性，被国际学术界命名为刘孙丘度量。丘成桐是公认的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数学家之一。他的工作深刻变革并极大扩展了偏微分方程在微分几何中的作用，影响遍及拓扑学、代数几何、表示理论、广义相对论等众多数学和物理领域。
推动中国数学发展
虽然丘成桐是在香港长大的，但他出生于中国大陆，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并坚信帮助中国推动数学发展是自己的责任。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对外开放后，丘成桐受到中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邀请，于1979年访问中国。
为了帮助发展中国数学，丘成桐想尽了各种办法，与他钻研数学问题颇为相似。他培养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建立数学研究所与研究中心，组织各种层次的会议，发起各种人才培养计划，并募集大量资金。
丘成桐建立的第一个数学研究所是1993年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研究所。第二个是1996年建立的北京晨兴数学中心。中心建立与运作的大部分经费都是丘成桐从香港晨兴基金会筹得的。第三个是建立于2002年的浙江大学数学科学中心。
丘成桐是这三大研究机构的主任，经常例行工作视察，作报告，指导学生，组织学术会议与暑期学校等。除了这三个研究中心，丘对于台湾理论科学中心的建立以及台湾数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97年，他受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长刘炯朗邀请，作为讲席教授访问一年。若干年后，他建议已是台湾国家科学委员会主席的刘炯朗，建立理论科学中心。正式成立是在1998年。他担任理论科学中心顾问委员会主任直到。
为了增进华人数学家的交流与合作。丘成桐发起组织国际华人数学家大会。会议每三年一届。除了邀请报告外，还邀请几位非华裔数学家作晨兴讲座。每次大会的焦点是颁发晨兴数学奖，陈省身奖。第一届大会于1998年12月12－18日在北京晨兴数学中心召开。来自世界各地华人数学家的反响与支持非常热烈，有400多人与会。这是第一次在中国举行的重要数学国际会议。第二届大会于2001年在台湾召开，第三届大会在香港举行，第四届大会在浙江大学举行，第五届大会于在清华大学举行。从第四届大会开始正式设立面向大学生，硕士与博士生的新世界数学奖。
为了激发中学生对于数学研究的兴趣和创造力，培养和发现年轻的数学天才，，丘成桐首先在香港成立了面向香港中学生的两年一届的“恒隆数学奖”。，在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陈东升先生和美国坦普顿基金会的支持下，丘成桐中学数学奖正式成立，第一届和第二届颁奖仪式已分别在10月和12月举行。第三届丘成桐中学数学奖颁奖仪式将于12月在北京举行。
荣誉
1981年威伯伦奖。1982年菲尔兹数学奖。1984年的麦克阿瑟奖。1994年克拉福德奖。1997年的美国国家科学奖章。沃尔夫奖。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意大利科学院外籍院士
沃尔夫奖介绍
沃尔夫数学奖和菲尔兹奖被共同誉为数学界的最高荣誉。由于菲尔兹奖只授予40岁以下的年轻数学家，所以年纪较大的数学家没有获奖的可能。1976年1月，R.沃尔夫及其家族捐献一千万美元成立了沃尔夫基金会，设有数学、物理、化学、医学、农业五个奖（1981年又增设艺术奖）。从1978年开始，沃尔夫奖每年颁发一次，每个奖的奖金为10万美元，可以由几人分得。由于沃尔夫数学奖具有终身成就奖的性质，所有获得该奖项的数学家都是享誉数坛、闻名遐迩的当代数学大师，他们的成就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代数学的水平和进展。该奖的评奖标准不是单项成就而是终身贡献，获奖的数学大师不仅在某个数学分支上有极深的造诣和卓越贡献，而且都博学多能，涉足多个分支，且均有建树，形成了自己的著名学派，他们是当代不同凡响的数学家。
丘成桐教授经典言论：
1、中国高校的学术风气已到了非惩治不可的时候,否则中国科技的发展将至少退后。
2、许多老师和教授只懂得讨论第三流的问题,学生不会钻研出第一流的学问.以目前中国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
炮轰中国高等教育弊端
著名华裔数学家、菲尔茨奖得主、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8月3日在中山大学发表演讲。在题为“论高等教育”的演讲中,丘成桐不仅回顾了古今中外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更痛陈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存在年轻人才缺乏、经费不足、人文教育匮乏、开放性不够、评审制度不健全、研究与教学脱节、行政管理官本位等七大弊端。
丘成桐旗帜鲜明地反对大学为了获取经费支持而服务于利益集团。即使是为社会服务,丘成桐同样坚持大学应当具有独立性,“大学一个重要目标乃是提出和解决社会需要的问题,而不是社会某些利益集团要求的问题”。
中国大学热衷于政治与学术挂钩,很多名校以出了多少个政府部长为荣,丘成桐对比了美国名校的情况,“美国顶尖的学府同样渴望其学生能当上未来政府的要员,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与此同时,它们还有很多不同的重要目标,在科学、文学艺术、工程和医学上的创造发明,比培养官员更为重要。”
丘成桐批评中国学界专注于人际关系多于学术成就。他批评中国学界目前的现状是,“教授们在一段时间内已感到韶华不再,他们不愿意从事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年轻的教授,都以得到海外来访教授的赏识为荣。创新已经不是作研究的首要目标。”
中国教授从基金中得好处太多
“对很多中国教授来说,失去基金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丘成桐格外不满中国的科研基金评审制度,他认为症结在于利益之争,“在国外,一般有终身职位的教授,从基金里拿到的好处不会超过二到三个月薪金,其他都是用在研究方面；而在中国,从基金拿到的好处往往比自己的薪水还要多好多”。
其次,基金分配掌握在一小部分院士、政府官员和大学行政人员的手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学术界的争执。虽然行政管理部门倾向于采用某些看似公平的定量方法(如按论文的数量、SCI引用的频数等)去为研究打分,甚至要求每所大学的教授填表去评估其他大学。但上述做法“既耗费大量精力在繁复的文牍工作上,又使原本已够复杂的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效果值得怀疑。
那么能否可以引入外国专家评审呢?“(现在)中国的一些教育与学术机构往往以外人不了解中国国情为理由,拒绝让外面的专家参与评审”,丘成桐说,“这种看法,我看是不符合科学不分国籍和种族这一科学精神的……让人怀疑他们是否怕研究的细节为人所知,或是希望保持他们对基金或学术事务上的影响力。”
中国大学由官员和院士管理
“现在的中国大学是由官员和院士管理,整个大学受到他们的管制”,丘成桐认为这种管理体制并不利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他提出,“几十年来得诺贝尔奖的发现很少来自政府控制和管理的研究。大部分发现都是科学家根据自己的思想和计划,在研究过程中得到的,而且往往是无意中得到的”,因此自由的学术环境在科学创新中的地位至关重要,“要可充分、自由地选择研究项目,即使研究理念、方向与众人不一样也不会被横加干涉。可惜在今天中国的科研体系中,如果真有此特立独行的教授,可能他的研究工作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与科学家不自由相关的正是“官本位”思想作祟,“在中国常常是这样的情况:当某学者完成出色的工作后,最常见的奖励便是将他提升为系主任或研究所长,不久之后更升迁为政府高层。这些出色的学者当了领导之后,肩负行政重担,文山会海、上下级的迎来送往、政府定期听取他们的意见等等,花去他们不少时间,常常令他们繁重得透不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