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义上讲，秦文化是各种原始文化的合成体，它包括了秦族文化、秦国文化和秦朝文化三大部分，其特征是“拿来主义”，“而且贯穿了秦文化发展的各个时期。这也是秦文化开放 性的具体反映。……尤为突出者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秦以外诸文化的拿来主义。……从有关传说来看，秦人远祖曾‘拿来’过夏商文化。相对之下，其拿来‘戎狄’文化最多，以致被 称作‘戎化’，被视为‘西戎’之一支” 。由于秦人“长期居于西垂， 就难免与西方的羌戎同风同俗。洞室墓、屈肢葬和带铲形足端的袋足鬲被考古界视为秦、戎共同的文化现象，不无道理，进而把秦、戎文化视为同一文化系统，也未尝不可” [2]。刘莉女士根据凤翔雍城遗址出土的北方动物纹饰以及春秋战国秦墓中的大量屈肢葬和某些与西北民族文化相似的器物来断定戎狄和匈奴文化曾对秦人产生很深的影响。 “可以说战国秦动物纹瓦当与上述文化特征共同构成了秦文化中的草原文化成份” [3]。这里的戎、狄是西北部与秦关系密切的游牧部族。戎即西戎，《史记·匈奴 列传》载“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此后，秦人逐渐吸收和沿用西戎尚武和军 事教育并重的统治政策，并在生活习俗等方面向戎狄*拢，被其同化。秦人的戎狄俗一直保存到商鞅变法之前。狄是指北方突厥语系民族的自称。秦人立国于戎狄之地，与戎人杂处， 更有条件广泛吸取融汇西方、北方各民族文化的特点，从而形成具有戎狄文化特质的秦文化体系。在吸收的同时，秦文化又通过诸戎狄部族直接或间接地传播出去，这种吸收与传播双 向互动式的文化交流是以秦人充当主要角色，并在春秋战国时代形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正是由于不断地吸收各周边民族的先进文化成份，秦人才逐渐由一个偏处西隅、被称为 夷戎的落后邦国发展成为吞并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王朝的大帝国，并成为世界古代史上东方民族中的佼佼者。
笔者不揣简陋，拟从秦人发展的三个阶段(秦族、秦国和秦朝)即秦文化形成的不同阶段寻找哪些异域元素，并分析出秦人是如何在不同时期被不同的异源文化所影响的，这些外来成份 在哪些方面产生了新的文化合成体，以及秦文化是如何被传播出去的，以求教于方家。
一、秦的周边民族
当秦人进入关中建立秦邦国之际，周边各少数民族也经过长期争斗，最后由强悍的种族控制了相对稳定的部族，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政治联合体。在东北的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上分布 着东北诸种族部落。翦伯赞认为“在今之热河者曰东胡，在今之辽宁者曰，6氵 KG-*2，7岁貉，在今之吉林者曰肃慎，在今朝鲜半岛之北者曰朝鲜 ，此等诸族，巢山处海，世称东夷”[4]。在北边的蒙古草原一带，诸狄部 落经过长期混战融合已经发展成为强大的种族——匈奴，其领地包括今内外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匈奴之名自此始见于史书。这一时期，秦、赵、燕三国与匈奴发生关系，但秦与匈奴接 触则晚于其他二国。秦灭燕赵后，才与匈奴直接接壤，而此时已发展壮大的匈奴南逾阴山，渡过黄河，侵入今鄂尔多斯一带，成为秦北方的严重威胁。占领西北广大地区的种族是羌、 月氏、氐族。月氏与匈奴相连并“同俗”。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右方五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月氏、氐、羌都是成份复杂、源地与种属争议颇大的游 猎民族，月氏尤甚，《逸周书》附《伊尹朝献商书》将之列入“北狄”，晋人孔晁注《逸周书·王会解》认为是“西北戎”，《魏略·西戎传》称之为“羌”，《旧唐书》称为“戎” 。王国维和翦伯赞认为月氏即《穆天子传》中的“禺知”即虞氏、月氏的转音。秦在关中立国时，月氏族也称霸于敦煌和祁连间。曾“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5] ，并与匈奴相抗衡。秦末汉初，月氏被匈奴击败，分化为大、小月氏，其中大月氏远走中 亚，占领大夏(巴卡特立亚)，与塞人逐渐融合，小月氏则在河湟地区分别融于诸羌和汉族中。公元前7世纪左右，一支游牧在伊塞克湖和巴尔喀什湖之间广大草原的游牧民族进入天山 南北，后在今伊犁等地立国，这个民族在中国史书中称塞人，波斯文献中称塞迦(Sakes)古希腊人则称斯基泰(Scythians或译西徐亚、塞西安)，属操中古伊朗语东部方言的雅利安人的一支。其活动区域大致在喀什喀尔湖、和田河及克里雅河流域。《穆天子传》中的西王 母就是塞人部落首领。沈福伟认为“西”字兼有音义，译出了“斯基泰”(Scythia，Scyt h)民 [6]。苏联学者伯恩施坦认为在天山东部游牧的乌孙族乃塞 人的一支，塞人与乌孙是一种文化的两个阶段。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记载北 方最西国是新疆北部布伦托海附近的无?国，又称无继国，其东端可能到达中国新疆的伊犁河上游，这个无继国就是乌孙国，古希腊人称之为伊塞顿人(Issedonians)。与 切但又最复杂的是“西戎八国”，包括绵诸、绲戎、翟戎、豸原 戎、义渠之戎、大荔之戎、乌氏之戎和朐衍之戎，其中义渠之戎最为强大，成为秦的心腹大患。林梅村根据义渠读音和吐火罗人对马的称谓几乎完全相同，认为义渠也许是吐火 罗部落的一支。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宣太后诈而诱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伤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7]。秦国势力自此深 入到内蒙河套地区，始与匈奴接壤，秦人正是通过这些周边少数民族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 进行经济文化方面的双向交流。
二、秦人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三条通道
结合考古资料和古文献资料，不难发现早在上周时代，黄河流域的居民就与北部草原民族、中亚一带游牧部族和南亚高原的古老文明有了或多或少的联系。河南、陕西商周墓葬中出土的大量和田玉，与《管子》《穆天子传》《山海经》中的“昆仑山之玉”应是一致的， 从而证实了从新疆昆仑山至中原地区确有一条专为运输玉的古老商道，称玉道。苏联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一座公元前5世纪古墓中出土的中国丝绸和秦式镜，公元前4世纪希腊古典著 作中已见“赛里丝”之名，以及欧洲各地公元前5至4世纪墓葬中出土的中国丝绸已证明，早在公元前6至4世纪，有一条东起蒙古高原，西至黑海沿岸，横贯欧亚北方草原地带的古 交通线将中原丝绸带到了遥远的欧洲。匈奴是此道的主人，以皮毛、丝绸贸易为主，称为草原皮毛之路或丝绸之路。《列子》卷三《周穆王篇》中记载“西极之国有幻人来”，西极幻 人指来自西域的魔术师，而印度、伊朗的幻人最有名。成都十二桥遗址和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晚商时期的柳叶剑和仿柳叶剑玉剑，“可能受到西亚杰姆代特·奈斯文化以及后来苏 美尔—阿卡德时代青铜文化的影响，并经伊朗高原传至中亚、南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 [8]。表明印度与中原早有联系，且是通过滇西和缅甸一带进行的，史称西南道 。以上三条通道其实是很原始的，并非今人所想象的那样直接、便易、畅达，希罗多德在《 历史》中记载斯基泰、月氏、匈奴等贸易民族是借着七重翻译，通过七种语言与希腊商人进行交易的。秦人就是沿着如此原始的通道，通过周围迁徙游牧的马上民族与遥远地区各民族 进行着交流。
(一) 北方草原皮毛之路或丝绸之路
这条通道起自黑海伏尔加流域，经中亚北部，直通南西伯利亚，东西横贯欧亚大陆，东至漠北的鄂尔浑流域，穿过匈奴控制的大片地区，向南直通秦国首都咸阳。因沿途多有皮毛往来 交流被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称为“皮毛之路”。巴泽雷克古墓葬出土的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丝绸和秦式镜又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已流行中原丝织物，也证明该道又是秦人与北方游牧民族进 行绢马贸易的主干道。不管是皮毛还是丝绸都通过匈奴人作为中间媒介。皮毛的来源在东北游牧部落，《禹贡》载“岛夷皮服”。“岛夷，北夷国。东方之民，博食鸟兽者也。”就是 指东北方向的, 游猎部族，即上文中的东夷者也。东夷对秦人产生影响，东夷与中原皮毛贸易及文化接触，皆由匈奴人传递。《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疆最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 中国为敌国”。匈奴屡次侵犯秦境，曾一度占领秦的北地、上郡等地。秦国也因此成为中国北部地区较早接受皮毛制品的国家之一。《史记·孟尝君列传》就有秦昭王“狐白裘，直千金”的记载。直到司马迁时代，东夷的皮毛制品仍然是十分畅销的重要商品。《史记·货殖 列传》记述秦汉基本经济区划时也说：“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匈奴将东北草原民族的皮毛制品运到秦地的同时，又将秦的丝绸、铜镜等远销中亚地区，这样 匈奴同东西文化圈进行双向流动的贸易和文化往来。尽管塔里木盆地居民与秦人也有往来，但丝绸的西去，不论是通过河西走廊，或北方草原，都得先通过草原地区，才能到达塔里木 盆地及中亚河中 地区[9]。即使到了汉代，河南四郡与西域都护设立以后，汉王朝仍然每年向匈奴输入大量丝绸，匈奴贵族仍然做着丝绸贸易，此时他们“向西贩运丝绸的道路……即 由此草原道直趋天山山间通道，经伊塞克湖一带而中亚河中地区”[10] 可见，匈奴与费尔干纳和伊朗高原的帕提亚保持着长期相当自由的丝绸贸易。近年来，叙利亚的帕尔米拉、埃及、幼发拉底河中游等地出土公元前4、5世纪的汉锦，也被认为是通过 匈奴以中继贸易的形式传至西方的。可见当时匈奴与中国及西亚贸易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很多学者认为秦人的名声为外界所知是缘于秦始皇北逐匈奴，如清代学者薜 福成在《出使日记》中说“欧洲各国，其称中国之名，英曰采依那，法曰细那，德曰赫依那，拉丁之名则曰西奈。问其何义，则皆秦之译音……揆其由来，当由始皇逐匈奴，威震殊俗 ，匈奴之流徙极远者，往往至今欧洲北土，……彼等称中国为秦，欧洲诸国亦相沿之而不改也”。其实不然，因为秦逐匈奴是在秦始皇时期，而匈奴与秦人的贸易则是在更早时候，只 能说秦始皇打击匈奴更加深了秦人的影响。
(二) 与西域交通的绿洲之路或称玉道
从《穆天子传》和《山海经》来看，早在商周时期内地已经与西域有经济文化往来。而陕西关中向西经河西走廊而达中亚西亚这一条路——“绿洲之路”从远古以来就是沟通中亚的纽 带。《穆天子传》中描绘的中原与西域的交往通道——玉道表明公元前5世纪前后，以斯基泰人为主的西方商道和由月支控制的东方商道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汇合。据西方文献记载 ：斯基泰人在公元前7世纪时已控制了伊塞克湖和巴尔喀什湖之间以及天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并创造了广布欧亚草原的“库尔干”(Kurgan)文 是“古坟”之意。该文化特征为竖穴式墓坑，饲养马匹，较早使用战车，分布范围从黑海地 区一直延伸到北高加索，直至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流域。塞人共分为三支：中亚两河流域的尖帽塞克，与印度、伊朗相邻的牧地塞克，以及分布在里海或庞特海岸的近海塞克。1980年 陕西扶风西周宫殿遗址出土的二件蚌雕胡 人头像被认为是尖帽塞克[11]，而林梅村则认为是月氏人 [12]。月氏人将昆仑山玉石贩运到中原，又将中原的丝绸通过斯泰人转运到西方，故 在中国史籍中称“玉起于禺氏”，而古代西方又以绢的民族称呼月氏。斯特拉波《地理书》引阿波劳斯德的论叙：公元前2000年前后，大夏(巴卡特立亚)将其疆域扩张到赛里斯和佛利 尼，塞里斯是指将丝绸贩运至西方的月氏及中国西部早期居民，而佛利尼则指匈奴。可见，月氏是阿尔泰地区和黄河流域居民贸易的中介，扶风出土的蚌雕月氏人或塞人头像以及西周 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玉制品便是很好的例证。公元前3世纪初，有一封写给赵惠文王的信中说：假如秦国出兵切断山西北部恒山一带的交通线，则昆仑山的玉石便无法再运输到赵国[13]。果然，秦灭赵后便控制了这条玉贸易交通线。除玉以外，关中地区 发现的玻璃制品也是月氏人贸易的物品。《禹贡》雍州下云：“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颜师古曰“西方远戎并次叙也”，《地形训》明白无误地指出关中琳琅干之贡乃是西域物产。《尔雅》《管子》《淮南子》《拾遗记》均有 琳琅干产于昆仑的记载。《晋书·食货志》载“秦， 旄羽，迥带琅干”，也是说关中 琳琅干的西域来源。月氏与内地的进一步关系，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38年，秦穆公曾与晋惠文公将河西走廊一带混居的月氏和羌族人—月氏允姓戎和羌族陆浑戎迁到今洛阳附近。月氏与秦人 之间本来隔着“西戎八国”，公元前7世纪后半期，秦穆公得由余，攻伐西戎，西戎八国先后服于秦，成为秦属国，并受到秦地文化的影响，故秦称其为“秦戎”，到汉时改戎为胡，称“秦胡”。到公元前6，秦穆公统治了西至阿尔泰地 区的大片领土，就目前所得的考古资料来看，最早输往中亚和欧洲的丝织品正是从这以后才开始的。而戎、狄、月氏向西游牧，辗转将秦的影响带到了西方。故西方人最早所知道的中 国就是以“秦”为代表。公元前4、5世纪，古波斯文献中出现的“塞尼”，古希伯莱人《旧约·以赛亚书》的“希尼”皆“秦”的译音。总之，公元前3世纪以前，中原与中亚及欧洲 之间通过河西走廊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就是通过秦人和月氏为主的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
(三) 西南蜀布之路
战国时期，一条由川滇通过缅甸、印度、越南等地的交通线已初步开通 ，史称西南丝绸之路或南方丝绸之路、滇缅道、蜀布之路等。而民间贸易在很早以前，就已通过滇西缅甸的伊洛瓦底江上游与阿萨密、恒河、印度河、喀布尔河流域的各民族彼此沟通 。张骞通西域时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就见到四川特产邛竹和蜀布等物品，“问之，乃贾人市之身毒(印度)”。可见，巴蜀与印度古来自有商路。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多次发现战国时期 的玻璃珠，特别是巴县冬笋坝的战国玻璃珠和重庆南岸区的西汉玻璃珠，均有人工蚀花，这种蚀花工艺乃是古印度人的特技，由此推知起码在战国时期，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已通过印度 输入巴蜀地区。而印度人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进入澜沧江流域。秦人与印度的交流是通过在巴蜀地区移植秦文化来进行的。公元前3，秦惠文王灭巴蜀后，秦文化大量倾入巴 蜀，并与当地文化渐渐融合，成为主流文化。秦曾多次移民到巴蜀，“周赧王元年(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前314)……(秦)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 实之”[14]。按每户平均5人计算，秦此次迁往蜀地的移民就有5万人 ，占秦国人口总数的3.33%。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过程中，还不断将内地富豪、罪犯和一般平民迁入巴蜀。《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九年，在平定长信侯XL禣 之乱后，迁其舍人4000余家至蜀，家彦陵。按上述比例算，此次移民也达2万人。从此秦人 成为蜀地的主要人口之一。秦风秦俗成为这一带的主流文化。“蜀地娶嫁设太牢之厨善，妇女有百两之(徙)〔从〕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牺)牲，赠 祥兼加，贝冒赙过礼”的风俗，皆“染秦化故也” [16]。同样，蜀地文化也对秦人或多或少产生过影响，叶小燕认为茧形壶、鍪等器物并非秦人原有的传统文化，而是受巴蜀，特别是蜀文化的影响。正是由于秦人迁入巴蜀 ，秦政府大兴当地手工业、商业，才使得秦文化成为主流，并以此为据地与印度等异域国家交流、融汇和贯通。
三、秦文化中的外来成份
借鉴和仿效外来文化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方式就是吸取其中的某些元素，并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将其转化融汇于本民族的文化系统之中。秦人吸收的动力来自于统治阶层，他们对外国 物品、纹样和观念有着浓厚的兴趣，“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风之旗，树灵觯之鼓”[17]，正是秦上层社会热 衷舶来品的体现，也是秦人吸收外来文化的例证。
(一) 秦人早期崇拜物——句芒与埃及的奥西里斯
秦人的信仰崇拜属于原始多神论，以上帝为代表的诸神，自然界的动物、植物及鸟类都是他们的祭拜物，这样的信仰“综合地反映了秦文化的混合特质，秦族固有的游牧民族多神教和 西戎文化是秦文化的基础”[18].。秦人崇拜句芒。句芒在中国古代神 话中被尊为东方之神，先秦时代的许多作品如《墨子》《左传》《山海经》等均提到该神。《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东方句芒 鸟身人面，乘两龙”，职责是“木神也，方面素服”。《随巢子》谓句芒“司命益年而不 夭”。可见，句芒既是木神又有主宰人类命运的职能，正因如此，句芒才被秦人所崇拜。《墨子·明鬼》中便记载了句芒奉天命而赐秦穆公福寿、保其国家昌盛、子孙万代的故事。“ 昔者郑穆公(即秦穆公)，尝昼日中处乎庙。有神人入门而左，鸟身，素服三绝，面状正方。郑穆公见之，乃恐惧犇。神曰：‘无惧。帝享女明德，使予赐女寿，十年有九，使若国家蕃昌，子孙茂，毋 失郑’。穆公再拜稽首曰：‘敢问神名’?曰：‘予为句芒’”。于是穆公遂以句芒为国家、民族的福星。与句芒形象和司职相似的神灵在古代埃及神话中被称作奥西里斯，他是鸟身 人首的司木之神即植物神，象征植物年复一年的死亡与复活即春荣冬枯的自然规律。此外，他还掌握着人类的生死大权，是冥界的主宰。他的形象通常被描绘成黑色，坐在金属宝座上 ，面前置一台公正天平，作为亡灵审判员来考问死者生前的品行好坏，公正而严厉地裁判他们转世之命运。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奥西里斯与句芒不但外形特征相似，职责相同，都是木 神，并司掌人类命运，故有不少学者认为“奥西里斯并非埃及的‘土著神’，例如沃特伯里说，奥西里斯可能是由西亚苏美尔的杜莫济神演变而成……亦即是说，奥西里斯的原型来自 东方的亚洲”。当然，我们很难因此断定秦人崇拜的句芒是直接模仿自埃及的奥西里斯，或者奥西里斯的形象和身份借鉴自中国的句芒。但是反过来，却也绝对不能断然否定二者之间 曾经存在某种辗转交流和部分借鉴的可能性。因为杜莫济既有可能向东融入中国的文化，难道中国的神话传说就不能向西融入两河流域的文化吗?”[19]但毫无疑 问，早期的中国通过中亚与西亚或南亚进行交流的事例并不少见，秦穆公崇拜句芒是因为它 是东方之神，还是因为它源于遥远的西方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呢?但不管怎样，这种人鸟(兽 )合为一体的形象则是源于西方的。
(二) 纹饰
纹饰是以抽象的图形及姿势(由身体各部器官的动作构成)来表达思想、事实和观念的重要形式，它具有较强的时代感，是人类精神实体的最佳表达方式。秦国器物在以前不 管是“铜器还是瓦当，花纹都显得凝重而古板，具有殷周的风格。至战国时则起了显著的变化，尤其至战国末，秦国的美术作品则以姿态生动、形象逼真为其特点。这是与秦国封建制 的发展以及广泛地吸收各地艺术风格和艺术人才有密切关系的”[20]. 。 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羌人或匈奴人作品相比较，秦国器物从细微的表现手法到整体的构图都有着相似的特征，使人不能不考虑二者之间的关系。而匈奴纹饰与分布在广阔的欧亚草原上的 斯基泰人、萨迦人之间流行的所谓“动物纹样”有许多共同之处，这种以动物为母题的装饰艺术对秦影响很大。例如秦瓦的动物纹皆为单耳双腿的侧面形体轮廓。尤其是秦奔虎逐雁纹 瓦当、猎人斗虎瓦当的绘画风格、装饰布局，就连人形特征都与黑山、阴山一带匈奴人岩画很相似。值得注意的是虎纹颈部的“V”形纹饰，是北方和西北部许多游牧民族固有的艺术 表现手法中的虎纹上所常见的，属于匈奴文化系统动物及特征。这种纹饰从黑海沿岸的斯基泰发源，从西向东顺次流传，故又称“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有人认为公元前7世纪， 斯基泰人曾远征西亚，在那里受到西亚的动物装饰风格的影响。后来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21]，还有人认为斯基泰人原来居住在北土 耳其斯坦，因受邻族侵迫而向南俄罗斯草原迁移。公元前7—5世纪，斯基泰人在南俄罗斯东 部距顿河不远处建立了斯基泰帝国的中心。后来因受来自东部的游牧民族逼迫，再折向西流徙，最后在黑海沿岸定居下来[22]。以博罗夫卡·赖斯为代表的学 者认为斯基泰艺术风格不但影响到秦人，而且还深入到中原，向南直至湖南一带的楚国境内 ，有些中国的传统动物纹饰在装饰手法上受到很大影响。
1.鹿纹。鹿是古代世界各民族普遍喜爱的动物。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鹿是祥泰的象征，尤其是鹿鸣更被认为瑞兆而倍加赞颂。《诗经·小雅·鹿鸣》云：“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 有嘉宾，鼓瑟吹笙”。蒙古先祖和塞人均把鹿尊崇为动物图腾，认为它在祭天(太阳)、祭祖、敬诸神的祭祀仪式中具有一定的巫术作用。苏联学者B.N.阿巴耶夫认为萨迦的波斯原义 就是鹿。正因为鹿被赋予了这样的神性，所以它与诸神密不可分。鹿是赫梯人信仰的诸神中最重要的一位，赫梯的男守护神便是以鹿为坐骑；希腊神话中的月神塞勒涅的坐骑也是一头
公鹿；斯拉夫民族常在民间故事或民歌中赞美长着金角的鹿，并将它尊为太阳神；印度早期佛典中也有关于金鹿的故事。在不同地区的同一时期或者不同时间流行相同的鹿图腾，要 说它们并无关联，显得不可思议。那么鹿崇拜起源于何处?很多学者如E.拉达认为鹿图腾最早起于赫梯，其他民族和地区的类鹿神话动物是受赫梯文化所影响，如叙利亚古代长着人 的胸部和手的立鹿就是赫梯文化影响的结果，而斯基泰人有关鹿的艺术品也是受该文化的影响[23]。这种影响一直波及到北高加索的晚期科班文化。秦瓦上的鹿纹颈部特别长，角呈树枝状，一上一下，通常姿势呈头部扭向后面，四蹄呈奔跑状。与科班 文化中的鹿纹风格颇似。
2.秦镜上的鸟纹与萨迈拉的 形纹饰。秦镜上常见的鸟纹是由代表太阳之精的三足鸟演化而来的。三足鸟的传说很早就见于中国古籍，《论衡·说日篇》《淮南子·精神训》，王逸 注《楚辞·天问》都把三足鸟与太阳联系在一起。秦镜中的长尾鸟仅现一足，可能是三足鸟传说的演变。鸟的颈部细长而曲折，伸向镜之边缘，四鸟以钮部为中心，按顺时针对称排列 。有人认为四只鸟钮部的这种排列，恰恰构成了 形的四臂。这种布局形式与美索不达米亚史前碗上的 形纹饰的基本母题类似，似乎反映了二者之间的早期文化交流。公元前4000年 ， 阿尔乌贝德人已经定居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他们创造了风格独特的陶器，典型代表是出土于底格里斯河东岸古萨迈拉城址(今伊拉克中部)的两只史前碗，一只为鸟纹碗， 另一只称山羊纹碗，鸟和山羊都是以旋涡运动方向排列，整个构图呈现出美索不达米亚史前艺术的典型风格。鸟纹碗中的四只长尾、长颈鸟呈十字形相向而立，尖喙均衔一条鱼，其对 称排列及略呈弧形的长尾构成了一个大 形，中心则饰左折 形。山羊纹碗 中的四只山羊是图案化、抽象化的表现形式，山羊整个身体呈三角形，脚部相互接连，组成中小方块。四个三角山羊身体各向两边延伸出去，从而形成短而卷曲的尾巴、颈部和头部。 山羊头上的长角略呈弧形，构成了整个 形的弯折之臂，沿顺时针方向依次排列。这两只构图相同的碗与秦镜的结构十分相似，就连细节也惊人地类似。如作为萨迈拉碗形四臂的四 鸟之间，填以双鱼衬托，而秦镜上用作 形四臂的四鸟之间则填以菱形装饰。它们之间似乎有着某种文化交流的痕迹，但这种跨地区、超越时间的纹饰迁移或纹饰影响是何时开始的， 由谁来进行的，则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另外，与萨迈拉碗构图母题类似的还有秦的双凤朝阳瓦当，两鸟之间的三臂涡纹显然也体现了与太阳的关系 [24]。
3.莲纹。“莲花作为一种纹饰，遍见于古代世界的各个地区，而且它们所表达的信仰和纹饰母题，也颇有雷同之处，因此有的学者便认为各地间曾经存在过莲花纹饰的传播过程。达 尔维拉即相当肯定地描绘了莲花纹饰从埃及向东传播至腓尼基、亚述、波斯、印度、中国、日本等地的一条路线”[25].。“莲花从埃及进入腓尼基的石刻之中， 并在公元前8世纪进入亚述的石刻中，此后，再传至波斯”[26].。在 古代印度、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莲花被认为是具有宗教含义的象征符号。由于莲花生长在水中，花瓣在清晨随着太阳的升起而绽放，傍晚则随着日落而收拢，如此循环，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于是，莲花更被认为与水和太阳息息相关，莲花与太阳或太阳神结合在一起的纹饰普遍见于古代世界各地。例如，腓尼基手持莲花的女神，古代埃及的太阳神霍鲁斯、 印度的太阳神毗湿奴以及波斯太阳神密特拉都是或站或坐在莲花之上。在印度神话中，创造了世界万物，人、神的创造神梵天诞生于一支金色莲花之上，这枝莲花又是从毗湿奴的肚脐 中长出来的，梵天在一年时间中，有六个月睡卧在一朵硕大无比、美丽绝伦的莲花上。虽然不能肯定秦人器物上的莲纹与埃及、印度有着某种借鉴的可能，但并不能排除在当时的对外 交通、对外交流中有间接影响的可能。
4.龙纹。龙是古代西北游牧民族普遍崇拜的神祗。《淮南子·要略》载“操舍开塞，各有龙忌”。高诱注：“中国以鬼神之事曰忌，北胡、南越皆谓‘请龙’”。“请龙”是各少数 民族神圣的宗教活动。《史记索隐》引崔浩注：“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龙城”。月氏、匈奴皆以此俗为重。月氏人被称“龙部落”的传说屡见于文献，其中小月氏被称作“ 龙家”或龙族。中国古代龙之象征人间帝王即人君龙种的信仰，至迟是从秦代开始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苏林之语释“祖龙”一词道：“祖，始也；龙，人君像。谓始皇也”。可见皇帝称龙，自始皇始也。始皇所处之宫室，以龙为装饰，甚至建筑用砖也饰 以龙纹。而在遥远的印度，龙是释迦牟尼的变身和保护神，称“那伽”。像中国古代神话流传的那样，“那伽”起初也是由蛇演变而来，身份神秘，具有无边之威力，最后成了至尊的象征；龙的来历、演变、职能在中国和印度两个古老文明中不谋而合。
(二)习俗
习俗是文化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秦人的习俗是在长期与外界交往过程中，与各民族相互联系、互相影响中形成的，具有较显著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特色。秦人的葬俗与中原 六国有着明显的区别，秦人墓葬多为东西向，葬式为卷屈特甚的屈肢葬，有别于六国流行的南北向仰身直肢葬。苏秉琦认为这种特殊的葬式与西亚、欧洲、西伯利亚及中东地中海沿岸 一带的风俗相似。俞伟超则认为秦屈肢葬源于中国西部古文化中；韩伟、赵化成认为屈肢葬仪、洞室墓及铲形袋足鬲不是秦人本民族的，最初应是西戎文化和羌人文化的传统，秦人受 其影响而接受这种戎俗(羌俗)。秦人的服饰中也有外来成份，主要受戎、狄影响较大。以秦俑为例，秦俑服饰中胡服所占比例较大，尤其是“骑兵的长 和靴属于皮革制作，窄袖短腰仍以带钩具带束腰，并取前开襟形式，甲衣也长及腹际，这种装束均便于乘骑作战。如果结合其使用弓弩的武器装备，不正是‘胡服骑射’的形象吗?”[27]另外，秦将军俑所戴曷冠，也是胡人习俗。除胡服骑射以外，公元前5世纪末，在秦国已蔚然成风的 佩剑习俗也是来自胡俗。佩剑之起于埃及、波斯和希腊，通过西北游牧民族传入秦国。《史记·秦本纪》记载“简公六年(前409)令吏初带剑”。据《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纪》 载秦国百姓佩剑则是在公元前408年。此外，秦式短剑与“西周柳叶形青铜短剑有一脉相承的关系”[28]。林梅村认为西周“柳叶剑最初传入中原当与西土八国 入居中原有关”[29]。“西土八国”即“西戎八国”，因秦与西戎八 国关系十分密切，故也有可能秦式剑与西周柳叶形剑同样都是受其影响，而非继承关系。
秦人的传统音乐在“弃击翁叩缶”之前是西部古代游牧民族的自由歌调，以简便、平直、粗野、自由奔放为特点，宜于宣泄情绪，抒发胸怀，广泛流行民间，称“秦声”。秦人乐器中的琵琶，最初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后传入波斯，成为波斯最常见的乐器。波斯长颈琵琶 最早传入秦国，称秦汉子。而其他地区出现的琵琶均为波斯短颈琵琶。除乐器外，秦人宫廷中丰富多彩的百戏，很多节目也源于外国。据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记载“杂戏盖起于 秦”。秦宫廷杂戏包括杂技、武术、幻术、滑稽表演、音乐、舞蹈等节目。其中吞刀吐火、魔术等是指来自西域的节目，表演者大多为外国人。如史书中多处提到的“西极幻人”，就 是指来自西域的魔术师，而当时印度、波斯等地的幻人是十分有名的。
四、 秦人与外部世界的交流
秦人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不仅仅表现为对外来文化某些元素的吸收，更反映在深层次的文化交流中。
(一) 秦人与印度的早期交往
“上古之世，西方文明之邦，与我最近的而最易交通者莫若印度”[30]。中国与印度的最初交往是通过滇西和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联结阿萨密和恒河、印度河和喀布尔河流域的交通路线来维持的。有人认为先秦古籍中的“昆仑山”可能即是指古印度传 说中的“宇宙中心——须弥山”(苏迷卢山)。“须弥山”应该是印度人知识所及之处，位于印度或其附近地区。无论“昆仑山”是指印度或是西域其他地方，都无妨揭示公元前一千纪 乃至更早的时候，中国与西域诸地尤其是印度之间的交通 [31]。另外 张星 根据莫克基(R·Mookerji)的印度商人亦有家于支那海岸者”，以及莫克基引用公元10世纪(五代宋初)克什弥尔国诗人克夏猛德拉(Kshemendra)的《菩提萨 瓦达那喀尔帕拉塔》第七十三章记述的那迦人(Nag as译作龙种人)即中国人，断定上古时代，中印交通已开始。《广弘明集》《释迦方志》、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引前秦释道安、东晋朱士行等《经录》中有关印度佛僧曾来到咸 阳的记载 ，云“秦始皇之时，西域沙门室利房等十八贤者，赍持佛经来咸阳化始皇，始皇弗从，遂囚禁之”。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又说“帝恶其异俗，以付狱。俄有金刚神六人来，碎狱破门 而出之。帝惧，稽首谢焉，即厚礼遣之”。室利房或释利房，为印度人名Sribandhu的译音，张星火良认为这是印度人在秦代来到咸阳的证据。马非 百说“金刚神”即指秦始皇所铸金人。《汉书·五行志下之上》：“秦始皇二十六年， 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秦之临洮，西北与匈奴及氐羌毗邻，匈奴中的“ 祭天金人”即佛像。司马贞的《汉书音义》载“匈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处，秦夺其地，后徙休屠右地。”并案“金人即今佛像”。颜师古注：“如淳曰：‘祭天以 金人为主也。’张晏曰：‘佛徙祠金人也。’师古曰：‘今之佛像是也’。”表明佛教已传至匈奴人中间。于是马非百断定：秦始皇所铸金人，是吸收西域佛教圣像而融化之于中国神
(二)秦人与朝鲜、日本的文化联系
秦与朝鲜的接触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由于战乱，燕齐移民及其他地区难民从海上逃到朝鲜南部。当地的马韩国政府将他们安置在东部沿海一带居住，因其语言与秦人相似， 故这批人被称作辰韩。此次移民浪潮持续到秦末。
秦与日本的往来在很早的时候就已开始，最著名的是徐福东渡日本。公元前2，秦始皇东巡到山东琅琊(今诸城东南)，齐人徐福上书始皇帝，要求带着一群童男女下海求仙。徐福 求仙未成，害怕治罪，便带着众人到了今日本本州和歌山，并建立政权，今和歌山新宫町东南还有秦徐福墓。在日本至今仍流传着这样一句成语“在春天的海里，像徐福的船那样航行 ”。日本学者大庭修认为“徐福到了纪州熊野。他养育的这些童男童女就成了当地人…… 另外，在佐贺县、右川县、爱知县等也据说有徐福的墓”[32]。虽然 有人认为徐福的故事不过是反映了把中国和日本联系起来的一种臆测而已，但不可否认秦代 确有中国人东渡日本，秦文化已远播日本的事实。大庭修说“在秦汉时代中日两国不但有物品的交流，也不仅有倭人到中国去，而且有相互的往来，有秦朝……的人到日本来” [33].。据日本平安时代初期(814)朝廷所集诸氏系谱《新撰姓氏录》中 有三二六氏属于中国、朝鲜族，其中左京的太秦公宿弥，就出自秦始皇三世孙孝武王[34].。又据日本古籍《应神记》《古语拾遗》记载：秦始皇五世孙弓月君(融 通王)率籍贯多达120个县之民移居日本，“各以万计”。再据日本古籍《雄略纪》和《姓氏录》记载日本雄略天皇时，曾给秦人等92部18670人赐姓秦酒公。《钦明纪》载钦明天皇元 年(540)，日本的秦人户数已达7035户，日本姓氏中有很多叫太秦公宿、秦连、秦忌寸、秦造等家族。
(三)秦人与波斯的交往
古代波斯位于波斯湾东岸，其民自称伊朗，称其本土地区为波斯，今波斯人称之为法斯和法斯斯坦。秦人与波斯的交往是在公元前4、5世纪左右，多半是由分布在俄罗斯南部和伊朗东 北部直到中国西部的草原牧民——斯基泰——塞迦民族作为中介间接进行的，这个民族曾对东、西邻民族进行过相同的文化渗透，使秦人和波斯同样成为中亚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并且 互相影响。波斯与秦的直接接触则是在秦始皇即位前后。据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二《去曷陀国》记载：约在阿育王在位期间(约 前268—前232)即秦始皇即位前后，波斯国王遣使臣来中国迎娶公主。当迎亲队伍行 至今新疆塔什库尔干一带时遭遇兵乱，东西交通阻断，不能前行。波斯使臣便将公主安置在一座只能由悬梯攀上的孤峰上，由卫兵昼夜严守，三个月后，兵乱平息，准备起程，却发生 了意外：公主已怀孕在身。使臣恐惧万分，对手下说，如果这样回去，国王定不会饶过我们。手下有人说，这可是神意，使公主受孕之人是从日轮上骑马而至的伟丈夫。于是众人建议 在石峰上筑建宫室，立公主为王。公主生下的儿子称王后，威德遐被，声教远洽，邻域异国莫不称臣，代代相传下来，因先祖为汉族公主，父乃曰天之种，“故其自称汉曰天种，然其王族，貌同中国，首饰方冠，身衣胡服”。此即去曷 陀国的来历。该国宫殿遗址，相传即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城南约70公里处山峰上的古城 址，俗称“公主堡”。山下一侧即为丝绸之路所经之地，由此向西，过红其拉甫山口即达巴基斯坦。这则传说说明了秦或秦之前与波斯确有友好交往，秦人最早使用波斯长颈琵琶也是 其中一例。
五、秦文化的远距离传播
“一般地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都是在不断的吸收外来因素和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也是如此，吸收和传播是经常不断地进行的……。不过秦汉时期文 明的吸收是大规模的，向外传播则是远距离的”[35]。秦文化向外传 播是与吸收外来因素同步进行的，但秦始皇统一中国，更为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秦文化是沿着上述北部、西北部和西南部三条交通线传播出去的。秦始皇统一后，为了进一步向帝国 境外拓疆，他下令修筑了一条从秦都咸阳向北，南起云阳、北抵九原的交通大道，虽然主观目的是为快速击败匈奴作准备，但客观上却成了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 。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蒙恬的30万大军击败匈奴后，双方在鄂尔多斯地区反复争夺，秦始皇不断迁移内地居民充边，使得这一带至迟从战国晚期就已成为匈奴和秦人杂 居之地，秦文化由匈奴和秦人以最方便最快捷的方式传至匈奴乃至更远地区。考古资料表明，匈奴受秦文化影响极大。秦文字、制度、器物不断传入匈奴，“例如内蒙一带出土的虎豕 咬斗纹金饰牌和银虎斗节约背面均刻有汉字，其中的‘半’字与秦公簋器盖上刻写的‘半’ 字相同，也与秦半两钱上的‘半’字相似。……汉字和中原衡制单位至迟在战国时期已传入 匈奴”[36].。而秦人直接进入匈奴地区，更加速了秦文化的传播和匈 奴文化的影响。秦末即秦二世之际，诸侯叛秦，百姓纷纷逃散，其中有一部分入匈奴地区，这是秦人较多地进入匈奴的时候。《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应昭云：“秦筑长城，徒役 之士之出塞外”，秦人进入匈奴，带去了内地先进的农业技术、生产和生活方式，对匈奴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37]。《史记·匈奴列传》又载“ 匈奴国内乖离，常恐汉兵袭之。于是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 。汉兵至，无奈我何’。”此处“秦人”，按颜师古注曰：“秦时有人之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属秦人”。
日本学者认为秦人到日本者，有的是逃难，寻找新的生活空间，有的是日本朝廷为了利用秦人的技艺，特遣人前去诱导招来的。《日本书纪》应神天皇十四年和十六年八月条《应神纪 》载，因迁日秦人在新罗被阻拦，朝廷遂派精兵讨伐新罗，迎接秦人。秦人的到来，大大促进了日本的养蚕丝绸业的发展。日本仁德天皇统治时，曾把秦人分置适于蚕桑各郡，从事养 蚕丝织。秦人因生产的丝织品穿在身上柔滑贴身而被赐姓波多公(Hata),不禁又因所献绢绸堆积如山，又被加赐姓太秦公。不少日本学者认为，徐福等人带去了先进的造船、农耕、青铜和铁器冶炼技术，而更多的秦人又带动了日本蚕丝业的发展，“使得早先已有零星传入的 中国文化，在日本列岛上得以巩固和延续，并发展成为与土著文化截然不同的以弥生式土器和中国铁器为特征的弥生文化”[38]。
秦人对西方的影响，是在春秋时期秦穆公攻伐西戎时，由向西流徙的戎狄带去的。秦的名声是从秦人所经营的由陇西通向中亚的大道上传至遥远的域外。以“秦”(China，支那) 作为中国的称呼即始于此。公元前4、5世纪古波斯文献费尔瓦丁神赞美诗中出现的“赛尼 ”一词，古希伯莱人圣经《旧经·以赛亚书》中的“希尼”，都是秦的译音，有些《旧约》 中译本干脆就将“希尼”译为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更加深了秦对域外的影响。例如秦始皇在结束了东方的战事后，就急忙到咸阳以西的地区巡游，“其目的不仅是向当地臣民，而 且也是向域外各国炫耀武功”[39]。
在西南蜀布之路上，秦对印度输出的不仅仅是蜀布。如今世界各国称中国为China，最先来自印度梵文China、Chinas，阿拉伯文Cya Sin£，拉丁文Thin、Thinae也是由梵演变而来的。公元前4世纪印度史书《国事论》中的“脂那(Cina)物产，有丝及织皮二种”。据饶宗颐先生考证，Cina是“秦”的对音。印度文献中称蜀产之布为秦布即Cina-patta，称中国为震旦，即秦的译音，且就是斯坦即秦地的意思。
综上所述，秦人对外来文化的大规模吸收是在建立统一王朝之前，而对外传播更多的是在秦统一六国及建立大秦帝国之后。一般认为，秦文化中的“戎狄”成份较多，但“戎狄”并非 是只指中国西北部游牧民族落后的原始文化，而是融合了周围其他草原民族文化的成份。所以，秦的“戎狄”俗更多地综合了周边乃至更远地区游牧民族的文化因素，这些外来成份 经秦人不断扬弃、改造，变成自己文化的一部分，但与其他地区文化相比，仍能看出其明显的异域特征。虽然这些外来因素被称为秦民族原有的文化传统，但其来源仍然是外部世界的 。在吸收的过程中，秦人逐渐被外界所知，影响逐渐波及遥远的地区，虽然不能肯定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但直到今日秦人所造成的影响仍让我们引以为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