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学语文教师，也许不少人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学生拿课外资料上的问题来问我们，而我们的解答却又跟资料提供的答案在措辞上甚至内容上有出入，弄到我们不知该如何解释；或者针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资料有措辞不同的解答，学生又拿来问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到底哪种答案考试才会得满分。如果我们都是习惯于依赖教科书或教师用书，以为别人提供的答案才是“唯一准确”的，自己不敢开动脑筋思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被弄得下不了台。因此，中学语文教师应该敢于挣脱教材教参的束缚，不做纯粹的教材教参传声筒。将自己的独立见解传给学生，可以给死气沉沉的课堂注入活力，从某种程度上开拓学生的智慧，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我是使用粤教版教材的，下面我想联系几个实例说明一下这个问题，欢迎行家提出批评。
对《寂静的春天》（必修三）的写作背景作介绍时，我说提到：作者最先提出限制化学农药时，是与当时美国的“主流思想”相违背的。美国农业部为了最大限度提高农作物的产量，鼓励利用化学药品消灭农作物的害虫；那些专门生产农药的企业，考虑到自身利益，觉得必须想办法抑制公众对农药污染危害性的认识，从而阻挠政府出台限制农药的政策才行，于是不惜花出巨额资金，组织写作班子对雷切尔卡森进行猛烈的攻击，甚至扬言要买下她的性命。卡森的思想在未被公众认识之前，是作为一种“异端思想”、“错误思想”的面目出现的，因为它与政府的思想、大众的思想相悖。在孤军奋战的情况下，要想自己的思想得到社会的认同，其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说到这里，我的脑袋忽然冒出了一个问题：能否给错误的思想以生存的空间？这是教材教参都没有提到的问题，我不惜打乱原先的计划，马上布置学生以《能否给错误思想以生存的空间？》为题来作文，学生一开始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经过我的提示，他们马上动笔写了起来。结果，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主张要给错误思想以生存的空间的。其理由为：判断一种思想的错误与否，不能单看它是否得到政府的支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错误与正确，有时要经过历史的考验才可下结论。卡森的“限制农药”思想刚一提出时，可以算是不折不扣的“反动言论”，如果美国人认为它错误而不给它以生存的空间，一旦到人类真正认识到农药对自身安全构成威胁时再来取消农药，那就太迟了。在我们中国，如果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彭德怀元帅的“错误思想”允许有存在的空间，那么六十年代初饿蜉遍野的悲剧或许可以避免；如果“右派分子”的“错误思想”允许生存，那么大量的冤假错案或可避免；如果刘少奇主席的“错误思想”允许生存，那么“十年动乱”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如果张志新、李九莲的“错误思想”得以生存，那么“两个凡是”根本就成不了气候。历史主的许多弯路、挫折，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就因为要强力打压“错误思想”，把正确的当成错误的，错误的当成正确的，在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撞了大量的钉子之后，才忽然悟起那曾经被“千万只脚踩在地下永远不得翻身”的“错误思想”原来才是正确的，于是赶快为它平反，“实事求是”地纠正。五十年代，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刚提出来，就遭到了猛烈的“炮轰”，到了七十年代，才匆匆忙忙的要将计划生育立为国策了。假如当初他的思想得以生存，肯定就不至于两三代人酿下的苦果让一代人吃下去，为了控制人口，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上去，加速了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国人有一种跟风盲从的风气，大凡一种思想被“上边”认可了，大家就不再思考，随大流肯定不会犯路线错误，结果可能是被领进了错误的泥坑无法自拔。美国人由于允许卡森的“错误思想”生存，避免了一场即将发生的生态大灾难。环境保护目前在许多国家都提上了议事日程，就是在中国，各级政府都设立了一个专司环保职责的部门——环保局。当然，也有的学生认为：既然明明都知道它是错误思想了，为什么还要让它生存呢？给了错误思想生存的空间，不是要让意识形态陷于混乱吗？那不就成了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了吗？《寂静的春天》本来是要培养学生的环保观念的，可是我并没有局限于教材教参指定的方向，让学生针对某一点展开了广泛的思考，培养了他们不唯书、不唯上，敢于独立思考的创新精神。
在教学《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选修 短篇小说）时，我引导学生正确理解生命的价值，将爱情凌驾于生命之上，是很不值得的。杜十娘的追求，注定要失败，妓院里的女子，渴望能从嫖客中觅得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子，简直就是缘木求鱼，大凡那些逛妓院的纨绔子弟，都不可能有什么忠贞的爱情观的，更不可能“从一而终”。杜十娘应该有个思想准备，以李甲作为踏跳板跳出火坑，是正确的选择。企图对他托付终身，则肯定是悲剧。当爱情遭遇挫折，感情被人玩弄时，应该勇敢面对，决不可轻易放弃生命。鲁迅先生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爱情可以是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决不是生命的全部，以身殉情的做法是愚蠢的，杜十娘轻生并不值得肯定。这是教参所没有的内容。
教《张中丞传后序》（选修 唐宋散文），对于张巡的“杀妾飧士”、杀人充粮的行为，我引导学生加以否定。这是教材教参以及许多课外资料都没有提到的问题：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就可以惘顾别人的生命，将活人杀了来充当军粮吗？雨果说过：在一个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我布置学生写了《如何看待“杀妾飧士”》的作文，让他们老老实实地谈看法，学生普遍都认为：杀人充粮是一种犯罪行为。雎阳城被叛军攻破，最糟糕的结局也只不过是屠城，而你在叛军未屠城之前就首先屠城了，叛军的犯罪，仍然处在“假定”的状态，而你张巡却是老老实实地犯罪了。到底李唐王朝是不是就一定代表正义，“大燕”王朝就一定代表邪恶这本身都是很难说得清楚的。站在老百姓的角度看，无论是哪一姓的人做皇帝，自己都摆脱不了服役纳粮的社会地位，用鲁迅的话说，中国的历史朝代只有两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及早结束战乱，是老百姓的渴望。面对大军压境的形势，息战议和客观上才是最有利于老百姓的，强行以百姓的生命去殉李唐王朝，说是所谓“仁义”是非常可疑的。百姓的生命，决不可在“仁义”的旗帜下视若草芥。
教外国诗歌《底片》（必修二），在将真实事物与底片作了几组对比之后，我告诉学生：来源于生活的东西，经过了底片这个媒介，会有所失真。既有其真实的一面，也有不真的一面。由此推理，凡来源于生活的艺术作品，我们在鉴赏时，都要加以思考，如果全盘接受，就有可能接受了不真实的东西。对待传言，我们要有敢于思考的精神，不人云亦云。下所谓“谣言止于智者”，如果我们能对来自于社会各方面的信息加以筛选湮别，就可以去伪存真，不上别有用心者的当，不上流言家的当。这也不是教参的内容。
《车队与红灯》（必修四），我引导学生思考：提出废除特权的，居然是特权的享受者，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一直以来都享受着绿灯的照顾，而普通老百姓也认可了他们的这种特权，没有谁提出异议。特级意识、特权意识的“深入人心”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巨大障碍。北京申办奥运，申办部门都没有考虑到的举办奥运是否会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的问题，而由一位国际奥委会官员提出来了。长期以来，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给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让路，已经形成了习惯，所谓“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才是值得称道的。普通居民权利意识的淡薄，客观上减弱了群众对官员实施监督的力度，对反腐败工作不利。
在《鞭贾》（选修2唐宋散文）中，作者提醒当政者不可以被夸夸其谈华而不实之徒所蛊惑。然而，从古到今，没有哪一个国君不声称自己是渴求人才的，却往往就是用了庸才、蠢才。那个只善于“纸上谈兵”的赵括，明明没有什么料，却偏偏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搏得了国君的重用，赵括的母亲直上朝堂叫国君不可用赵括，可国君就是听不进去，就因为误用一人，导致赵国在长平之战中损失了四十多万人，从此一蹶不振。在专专制条件下，辨别贤才和庸才，只靠国君的一双眼，很容量就被一些投机取巧之徒蒙混过关。楚王聪明，却用了误国的张仪而放逐了爱国的屈原；赵王聪明，却用了误国的郭开而杀了爱国的李牧；吴王聪明，却用了误国的伯嚭而杀了爱国的伍子胥；崇祯皇帝聪明，却表彰已叛国的洪承畴而杀了忠心耿耿的袁崇焕。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因为选人用人的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正所谓蒙蔽一个人容量而蒙蔽众人难，那些投机取巧之徒可以用尽一切手段蒙蔽手中握着乌纱帽的皇帝，却无法蒙蔽全体人民，如果皇帝能将选官的权力下放给人民，象那些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一样，那么是不会害怕自己被巧舌如簧者所蒙蔽的。柳宗元只指出了用人的弊端，而未能找到消除这种弊端的方法，教师可以联系当前各个国家的治理情况进行适当的补充，不受教参的束缚，既可以提高学生的民主意识，又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在《兴贤》（选修2唐宋散文）中，作者认为如果贤才得不到适当的任用，就等于没有贤才。我觉得，实际情形可能比这个更严重，因为既然是贤才，他不被“正面力量”的用，就有可能被“反而力量”所用。野有遗贤，对国家安全来说，不仅仅只有零作用，还可能会出现负作用。假如黄巢科举得中，被朝廷任用，也就不会有后来持续九年的国家动乱了；假如洪秀全能皇榜高中，也就不至于出现威胁大清安全持续了十四年的“长毛之乱”了。现在我们国家培养的人才，是否都可以“英雄有用武之地”了呢？还不能。有能力出国的人，坚持为祖国服务的并不多。五十年代，大批海外华裔科学家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阴力回国服务，而跨进了二十一世纪，我国某些重点大学在宣传自己的办学成绩时，却以自己培养的毕业生出国就业率居高不下为荣。“我校某专业刚毕业的十四名博士，就有十位在美国取得了绿卡。”当大量的尖端人才只有到国外才可以找到用武之地时，不知道这对中国将意味着什么。“因落后而挨打”的悲剧会不会重演？将历史人物的思想放到现在的环境里加以讨论，更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思考，培养他们忧国忧民的精神。
鲁迅先生的小说《药》（必修3），最后一部分写华大妈上坟，刚好遇见夏四奶奶也上坟，那乱葬岗的坟分成两边，一边是死刑和瘐毙的人的，一边是穷人的丛冢。华小栓的坟是在穷人丛冢这边的，夏瑜的坟是在死刑和瘐毙者那边。所以华大妈便有一种心理优势，主动去安慰夏四奶奶。而当华大妈发现夏瑜的坟上有花环，而小栓及别的坟墓都没有时。就“感到一种不足和空虚，不愿意深究”。当华大妈见到那乌鸦并没有按照夏四奶奶的吩咐飞到坟顶上时，“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担”。有有学生问，为什么华大妈会有这样的心理变化？我们翻篇参考资料都找不到什么最权威最准确的答案，于是我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以解答。华大妈将自己拜祭的死者与夏四奶奶拜祭的死者在心里作了比较，觉得自己拜祭的死者在生前没有犯过罪，而夏四奶奶拜祭的死者在生前是犯过罪的，心理自然有了优势。夏四奶奶在华大妈面前自然“羞愧”，要“硬着头皮”才敢去拜祭。夏瑜坟上有花，在两位母亲看来，都属于“神奇”的事情，华大妈不愿意看到神奇的事情只出现在别人的坟上，于是就“不足和空虚”，心理优势有所减弱。华大妈最怕的就是夏瑜被证明“冤枉”，如果夏瑜冤枉，那么夏四奶奶“值得怜悯的程度”就要超越于自己之上了，所以当她看到那乌鸦并不听夏四奶奶的话时，心里就“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担”。我不知道这样的解释是否准确，是否会得到别人的认同，反正我怎么理解就怎么说，也允许学生对我的答案加以质疑。如果学生有独特的理解，我同样会耐心倾听，参与讨论，指出合理或不合理之处，努力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精神。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学生接受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广泛，教师的现在知识和教材教参的知识可能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求知需要，这就要有一种敢于冲破束缚的精神。如果教师仅仅是按照教材教参照本宣科，可能根本就提不起学生的兴趣，刺激不了他们的求知欲。现在的教辅资料那么多，可能学生早就熟悉了教师的教学套路，课堂上老师的每一保有话学生都基本可以“预测”出来，这样的课堂一定会沉闷乏味的。学生可能会从心底里说：“只是照着教参来读，不如干脆将资料印发给我们自己看好了，何需花那么多的工夫去讲？”我常常注意到课堂上的临场发挥，一旦发现学生地自己讲述的内容不感兴趣了，就适时地更换内容，使自己讲的东西能紧紧扣住学生的心弦。要这样做，备课时就要有充足的准备，否则，自己预的“阴谋诡计”让学生识破了，硬着头皮讲下去，课堂便失去了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