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二年，吏部尚书高士廉、中书侍郎岑文本等人编纂的《氏族志》完成，呈递给了唐太宗。这《氏族志》，是朝廷颁布的各大家族名望排行榜。它共包含293个姓氏，1651个家族，从上到下分为九等。在重视门第的唐朝，家族名望可是关系重大的事情。一个人的家族出身，直接关系到他的社会地位、仕途发展、婚娶对象。能进入《氏族志》的家族，都是享有盛名的传统贵族。能排名前列的，更是无与伦比的鼎盛家族。
这几位大臣，为了编写《氏族志》，搜集了无数资料，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本指望皇帝看了之后，能得到奖赏呢。谁料唐太宗看了《氏族志》，却是大发雷霆，甚为不满。原来，大臣们把中书侍郎崔民干所在的博陵崔氏，列为第一。皇族、外戚被排在后面。太宗皇帝愤恨的说:“你们一向不也是经常称颂刘邦、萧何、曹参这样出身下层的英雄吗？怎么现在又那么看重出身了？那些关东士族，早已衰落，当下也没有什么突出人才。只是仗着祖上出过一些名士，现在自重身份，瞧不起其它家族。如今朝廷的大臣们，或者功勋卓著，或者品德高尚，难道比不上那些士族？我就不明白世人为什么那么推崇这些没落士族？”
最终，在唐太宗的干预下，《氏族志》被修改。李氏皇族位列第一等，外戚长孙氏位列第二等，博陵崔氏等士族被降入第三等。
为何大臣们敢把并不显贵的博陵崔氏排在皇族之上呢？这就牵扯到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一直兴盛不衰的士族门阀问题。
从东汉开始，士族力量渐渐崛起。东汉由地方官推举人才进入官员梯队。地方上那些有钱有权有人脉重教育的大家族，其子弟很容易就能被推荐为官。渐渐的，这些家族累世为官，形成了势力庞大的士族阶级。汉末三国时期，士族力量已经遍布全国各地。还出现了一些权倾天下的大士族，比如“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弘农杨氏。魏蜀吴各国对这些士族势力很是头疼，一方面要大力打击、限制，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跟他们联合。曹丕篡位前夕，为了获取士族支持，颁布了新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这一制度的初衷，是综合门第、才能、品德等因素，来选拔人才。但是到后来，品德和才华越来越不重要，门第成了最主要的指标。在这一选官制度的推动下，魏晋南北朝的几百年里，门阀士族世代为高官，积累了崇高的社会声望。在东晋时，士族门阀势力达到顶峰。王、谢、庾、桓等家族的地位、权力不亚于皇族。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是乱世，皇帝换了一拨又一拨，很多门阀大族却经历数朝，屹立不倒。这是它们睥睨天下的强大基础。
到了唐朝，士族门阀依然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朝廷高官有相当大的比例都来自于士族。这博陵崔氏就是当时最具声望的大士族之一。它与陇西李氏、太原王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合称“五姓七家”，是唐朝最显赫的士族。这几家大士族，可比李唐皇室的历史辉煌多了。在南北朝时期，他们就拥有不亚于皇室的声望。它们一直与历代皇室联姻，历史上出过无数的名臣名士。出自西北边陲、有异族血统的李唐皇室，自然是无法与它们相比的。李唐为提高自身家族地位，甚至谎称其也出自“五姓七家”之一的“陇西李氏”。
当时的唐朝，不论是皇亲国戚，还是朝廷重臣，都对大士族极为追捧。官员们娶了“五姓七家”的女子，立即就会身价倍增，比娶了公主都要荣耀。李唐家的皇子公主，房玄龄、魏征等宰相家的公子小姐，结婚对象通常也首选“五姓七家”。比如唐高宗和唐玄宗的皇后，都出身于太原王氏。唐代士人的人生理想之一就是娶一位大士族出身的小姐为妻。如若不能，则人生就不圆满。高宗朝宰相薛元超曾说，自己人生有三大遗憾。第一是没有考取进士，第二是没有娶到“五姓七家”出身的妻子，第三是没有参与修国史。
不过，这些大士族自视甚高，通常只相互之间互为婚姻。其它家族要与他们结亲，很是困难。他们甚至连皇帝的面子都不给。唐文宗曾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郑覃出身于显赫的“荥阳郑氏”，其家族只与少数几家士族结亲。所以郑覃就拒绝了唐文宗的请求。最后，郑覃把孙女嫁给了出身“博陵崔氏”的崔皋。当时崔皋仅仅是是九品官。为此，文宗很是郁闷：“现在的婚姻，只看重门第。我李氏做了近二百年的皇帝，却还是比不上五姓七家啊。”
可见，大臣们把博陵崔氏排在第一，是完全符合当时的事实的。
但是，其它家族的社会声望超过皇家，自然是皇帝不能容忍的。唐太宗早已下定决心，要压制这些大士族，提升皇室及其亲信家族的地位。所以，他驳回了大臣们的《氏族志》，要求他们重新排定等级。最终，李唐家族排到了第一等。外戚长孙氏排在了第二等。博陵崔氏等大士族被降至第三等。
唐太宗对大士族互相结亲、看不起其它家族的事情也很看不惯，经常大发牢骚。太宗的儿子高宗，下令禁止这些大士族互相通婚。可是这禁令只成为一纸空文，反而更提高了这几家大士族的声望。毕竟从皇室，到朝廷重臣，选择姻亲时，第一选择都是“五姓七家”。李唐皇室也自称出自大士族“陇西李氏”。自己都在追捧士族，又怎么能干好限制士族的事？
真正打击到士族地位的，是武则天。当时朝廷为士族所把持，这些士族官员完全不买武则天的账。武后出身寒族，而她的对手王皇后，正出身于“五姓七家”之一的太原王氏。武则天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开始拉拢、重用寒族官僚。最终武则天夺权成功，许敬宗、李义府等寒族官僚成为宰相，士族官僚被大量的杀戮、流放。武则天还大力推广科举制，扩大录取规模。大量寒族子弟通过科举进入官场，士族阶层的政治垄断被削弱了。
不过，士族门阀兴旺了几百年了，影响力不容小视。公元705年的神龙政变，推翻了武周政权。政变主要领导者、宰相崔玄暐，正出自博陵崔氏。士族官僚重新掌握最高权力。士族子弟也逐渐适应了科举考试。毕竟这些门阀大族多是书香门第，经济基础又雄厚，其子弟可以得到良好的教育。从而比寒族人士更容易考取功名。这些大士族人脉又广，其子弟为官后，更容易受到重用。士族子弟不用科举，通过荫庇也能入仕。所以长期以来，士族一直都是大唐朝堂上最主要的政治势力。
不过，唐朝是士族阶层最后的辉煌年代。随着皇权的集中和科举制的发展，士族日渐式微，渐渐被寒族取代。最终，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强大的贵族阶级。而形成了皇帝与寒族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唐太宗打击士族的愿望，在历朝皇帝和寒族士人的共同努力下，最终还是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