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随笔
一点回忆兼怀念崔瑞芳老师
洪砾漠
假如世界上真有文艺女神存在的话，那么人人在她面前是平等的。我之所以怀念王蒙夫人崔瑞芳老师，原因就是缘起于这样的信念。
我曾经和大名鼎鼎的王蒙和夫人崔瑞芳通过电话，你不相信吗？
1995年7月底或8月初，我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和写作水平，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走进了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鲁迅文学院。这个学院在解放（1949年）初期本来叫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是我十分敬仰的女作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作者丁玲……此时，学院在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南里，门牌号码是27号，在一条大街旁边的小巷深处。
王安忆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曾经在“文学讲习所”学习过。她在《回忆文学讲习所》一文开头写道：“我们那时候，鲁迅文学院是叫‘文学讲习所’，没有自己的校舍，临时设在朝阳区委党校里面。党校周围空落得很，出了院门，走一段，才可抵到一个勉强可以称为‘街’的地方。那里是一个烟杂食品店，小是不小，可里面也是空落着的。因是早春乍暖还寒的天气，商店门口，挂着一幅厚重的棉帘子。粗蓝布，桁着线，就像一床农家用的被子。路对面，还有一个小小的邮局。边上呢，是十八路公共汽车终点站。就这些，也够了。生活起居就是这样简单。大约过了一个月的光景，党校周围的草木绿了起来……”
我猜测王安忆那时的文学讲习所借用房子的朝阳区党校不在八里庄南里。她是一个早春季节进入文讲所的。我是在一个天气炎热的日子，穿着白色衬衣走进鲁迅文学院的。
我很顺利地走进一座楼房，上了二楼，走进了李一信副院长的办公室。他身材虽然说不上櫆梧，但他确实比我胖，比我显身段一些。他十分和气，听我说明来意，说：“我们学院今年办的作家培训班已经于6月份开学了，学员已经满了。听说北京师范大学又要办作家班，大约9月份开始，我打电话给《十月》编辑部的邹海岗，帮你问问具体情况。”李副院长对待我们这样的求学者如些好，令我感到惊讶。
《十月》编辑部的一个女同志接了电话，说：“邹海岗不在，马上要回来。等他回来后，我马上叫他回电话过来，你们等一等。”
李一信手中拿着一份普通信纸大小的材料，要外出办事，叫我在他的办公室等电话。他办公桌上收拾得井井有序，十几封信的封面都写着“李一信老师收”；信件大多数码在一起，靠墙壁放着，还有一封信倚靠在一叠信件的旁边……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大约为八开的白纸，上面写着许多作家的电话号码，如王蒙、铁凝、邓友梅、从维熙、刘绍棠……
我原来读过他们的作品啊！如果有机会见上他们，或许会对我的文事进步有一些帮助。我就用随身带的圆珠笔和小本子开始抄录电话号码。我刚将王蒙的号码抄下来，办公桌上的固定电话机就响了。我惊喜地拿起听筒，问：“您是邹海岗老师吗？”
对方答：“是的。北京师范大学作家班班主任是刘恪，你认识吗？”
我说：“不认识。”
邹海岗说：“他是湖南华容人。你是哪里人？”
我答：“我是湖北麻城人……”
邹海岗说：“湖北和湖南靠得很近，你和刘恪算得老乡嘛。他办作家班的事是真的，不是骗局，你直接去北京师范大学找找中文系的人……”
我十分感谢邹海岗老师。如果不是他热心诚恳地介绍了有关情况，我这次也许进不了北师大作家班，也就等于白白地到北京玩了一趟。
9月18日，我顺利进入了北师大作家进修班，住在校内的学生宿舍西北楼吧，在刘和珍等“三·一八”烈士纪念碑旁边。作家班学期预定4个月，过去了大半，还不见刘恪将王蒙请来给我们讲课。我决定自己打电话请一下王蒙。不巧得很。对方不在，使用了录音电话装置，远方传来“请你留言”的声音。我怅然若失。
这个时期，我还没有使用携带方便的手机或BP机。我们北师大作家班第4期学员当中，也没有几个人有手机。宿舍楼一层中段有一个值班室，桌上有一台公用电话机，对外拨打电话收费每分钟6角钱。我第一次给王蒙打电话，就是用这里的电话机。我初到北京，曾到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选购了王蒙长篇小说《失态的季节》和陈立德著长篇小说《城下（上、下册）》。读过《失态的季节》，在还没有进入作家班以前，我就曾经给王蒙写过一封信，寄往中国作家协会（地址在北沙滩二号）。
到了第二年（1996年）元月，没有见到王蒙，又想购阅他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我仍然不死心。一天早晨，我又给王蒙打电话，拔通了。刚好是王蒙接听。他说话的声音不大，问：“你是哪位？”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惊喜极了，说：“我是北京师范大学作家班的学员……”他说：“啊！你们学习有收获吗？”我答：“有。我叫余怡平，曾经给你写了一封信，收到没有？”他说：“没有。我查一查吧……”我赶紧抓住机会，说：“王老师，请您来北师大给我们学员讲一次课。”他说：“谢谢！我最近很忙，没有时间。我又没有接到你们班主任的邀请，不好意思主动来……”
我和他一心讨论来不来作家班讲课的问题，忘了说我想买《活动变人形》的事情。电话挂断后，才想起此事，又不能马上打电话过去。对王蒙穷追不舍，王蒙不烦心么？
大约过了两天，在一天早饭后，我又在宿舍楼一层值班室用电话机给王蒙家里打电话。这回是王蒙老婆崔瑞芳接的电话。她态度十分和气，听说我想买《活动变人形》，就说：“我家里也没有这本小说。王干家里可能有，你和王干联系吧。”她就将王干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我给王干打电话，对方说也没有《活动变人形》。尽管书没有找到，但是我觉得崔瑞芳老师对于读者十分热心，应该打一个电话去感谢她。她又接了电话，说：“王干那里没有，那就没有办法了。不过，你不要性急。过一段时间，也许《活动变人形》要再版，你再到书店留心找找，也许找得到。不是有一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老话吗？”我心头暖意融融的，连忙对着话筒说：“感谢您指点！祝您和王蒙老师身体健康！祝王蒙老师创作丰收！”对方回说：“谢谢！谢谢！”电话就挂断了。
我后来当然在书店买到了再版重印的《活动变人形》，而且不止一个版本。其中，要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版本最好，有8幅左右的插图。不用说，我阅读这书后，又给王蒙写了谈这部小说的信。王蒙总是忙，当然也没有给我回过信。
去年（）1月1日下午，我在江苏省太仓市城厢镇县府西街的街边地摊上，见到一本最新版本的《王蒙八十自述》。新书是人民出版社9月1版1次印刷的，定价33元，字数27.5万字，印数1-10000册。摊主是一个老头，我想买的新书，他一分钱也不少。我也没有和他过多地讨价还价，接原定价买下来了。到家里，粗略翻看这本新书（老实说，我对于王蒙的人生经历不陌生，好些篇幅不用细读了），发现228页上的两行文字：“3月23日，芳去世，享年80岁。当然，这是我的天塌地陷。”
哦！王蒙夫人崔瑞芳老师去世一年多了。她曾经在电话里指点我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声音仍留在我的脑海里，历久弥新啊！
迄今为止，我仅见过崔瑞芳老师以笔名方蕤出版过一本书《凡生琐记——我与先生王蒙》。我手中还收藏着这本书。书分为三个部分：相识；相知；相伴。
崔瑞芳老师是王蒙成功背后的一个默默为他人奉献个人青春、才华和心血的女性。她与王蒙是1957年结婚的。第二年，王蒙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同年10月，长子王山在北京出生……王蒙在新疆工作和生活，她携带儿子去了新疆。在王蒙人生困苦时期，她与王蒙不弃不离。这是她最宝贵的地方。在王蒙感觉良好地坐在会议主席台上，在王蒙走上文学领奖台上的时候，人们看不到崔瑞芳的身影……她和王蒙一生相濡以沫，真正像《诗经》中的句子：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她在《凡生琐记·跋》中说：“我拾起了撒在我们生活中的无人注目的石子，很可能却把另外一些人们心目中的珍珠丢失了……我太爱这些无声、无息、不起眼的芝麻和石子了，我从来都把它们视为至宝，它们构成了我生命的全部。”
又是一个新的年份的开头了。崔瑞芳老师，您在哪里？
您在电话里告诫我要有耐心的声音又回响在我耳蜗里。您在《凡生琐记》里，在《王蒙八十自述》里，在《王蒙文存》23卷大部头著作里，在版45卷《王蒙文集》里，在广大的海内外读者的心里。
您永远活在曾经叩击过北京朝阳区八里庄南里27号这所文学殿堂的大门的人（王蒙和巴金的粉丝）的心中。
1月2日早晨，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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