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江仙·送王缄》出自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之手,此词将送别的惆怅、悼亡的悲痛、政治的失意、乡思的愁闷交织在一起,表达了词人极度伤感悲苦的心绪。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苏轼《临江仙·送王缄》赏析。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临江仙·送王缄
朝代:宋代
作者:苏轼
原文:
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凭将清泪洒江阳。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
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殷勤且更尽离觞。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
注释
(1)临江仙:双调小令,唐教坊曲。《乐章集》入“仙吕调”,《张子野词》入“高平调”。五十八字,上下片各三平韵。约有三格,第三格增二字。柳永演为慢曲,九十三字,前片五平韵,后片六平韵。[2]
(2)凭:凭仗,烦请。
(3)离觞:离杯,即离别的酒宴。
译文
忘掉了成都那些事儿已经有十多年了,但是因为你的到来,使我不得不再三思念。今日送别,请你将我的伤心之泪带回家乡,洒向江头一吊。我又何尝不知道故乡的好啊,自己飘零已久,赋归无日,自成天涯孤凉客。哪里悲凉的愁绪你不会知道,早已被我吟断的衷肠已不会再过分伤愁。今日殷勤给你送上离别的酒宴,希望你能尽兴。我的身躯就好像传舍一样辗转流离,何处才能是我的家乡啊![3]
赏析
此词将送别的惆怅、悼亡的悲痛、政治的失意、乡思的愁闷交织在一起,表达了词人极度伤感悲苦的心绪。词的上片写悲苦的由来、发展和不能自已的情状,下片写送别的情怀及内心的自我排遣。
开头两句“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写的是作者十年来对亡妻的彻骨相思。苏轼爱妻王弗自公元1054年(至和元年)嫁到苏家以后,一直很细心地照顾着丈夫的生活。苏轼于婚后五年开始宦游生涯,王弗便在苏轼身边充当贤内助。苏轼性格豪爽,毫无防人之心,王弗有时还要提醒丈夫提防那些惯于逢迎的所谓“朋友”,夫妻感情极为深笃。不料到公元1065年(治平二年),王弗突然染病身亡,年仅二十六岁。这对苏轼来说,打击非常之大。为了摆脱悲痛的缠绕,他只好努力设法“忘却”过去的一切。而大凡人之至情,越是要“忘却”,越是不易忘却。从王弗归葬眉山至妻弟王缄到钱塘看望苏轼,其间相隔正好“十载”,这“十载”苏轼没有一年不想念王弗。“忘却”所起的作用不过是把纷繁堆积的难以忍受的悲痛,化为长久的有节制的悲痛而已。但是王缄的到来,一下子勾起了往日的回忆;日渐平复的感情创伤重又陷入了极度的痛楚之中。“凭将清泪洒江阳”,凭,凭仗,烦请。这句的意思是:今日送别,请你将我伤心之泪带回家乡,洒向江头一吊。王缄此来,与苏轼盘桓数日,苏轼得知“故山好”,自感宽慰,但又觉得自己宦迹飘零,赋归无日,成为天涯孤客,于是,不禁悲从中来。所谓“悲凉”,意蕴颇丰。苏轼当时因为与变法派政见不合而被迫到杭州任通判,内心本来就有一种压抑、孤独之感,眼下与乡愁、旅思及丧妻之痛搅混一起,其心情之坏,更是莫可名状了。
过片“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切入送别的词旨。毋庸置疑,王缄的到来,苏轼悲凉的感情中多少增添了几分暖意,而王缄又要匆匆离去,作者自然感到难以为怀了,于是国忧、乡思、家恨,统统融进了“别愁”之中,从而使这别愁的分量更有千钧之重。“归来欲断无肠”,是说这次相见之前及相见之后,愁肠皆已断尽,以后虽再遇伤心之事,亦已无肠可断了。“殷勤且更尽离觞”一句,意借酒浇愁,排遣离怀,而无可奈何之意,亦见于言表。
结尾两句,苏轼吐露将整个人生一切看破之意。《汉书·盖宽饶传》云:“富贵无常,忽则易人。此如传舍,阅人多矣。”此词“此身如传舍”一句借用上述典故而略加变通,以寓“人生如寄”之意。又《列子》:“人,则生人为行人矣。行而不知归,失家者也。”歇拍“何处是吾乡”暗用其意。对此,顾随评曰: “人有丧其爱子者,既哭之痛,不能自堪,遂引石孝友《西江月》词句,指其子之棺而詈之曰:‘譬似当初没你。’常人闻之,或谓其彻悟,识者闻之,以为悲痛之极致也。此词结尾二句与此正同。”(《顾随文集·东坡词说》
《临江仙·送王缄》出自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之手,此词将送别的惆怅、悼亡的悲痛、政治的失意、乡思的愁闷交织在一起,表达了词人极度伤感悲苦的心绪。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苏轼《临江仙·送王缄》赏析。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临江仙·送王缄
朝代:宋代
作者:苏轼
原文:
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凭将清泪洒江阳。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
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殷勤且更尽离觞。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
注释
(1)临江仙:双调小令,唐教坊曲。《乐章集》入“仙吕调”,《张子野词》入“高平调”。五十八字,上下片各三平韵。约有三格,第三格增二字。柳永演为慢曲,九十三字,前片五平韵,后片六平韵。[2]
(2)凭:凭仗,烦请。
(3)离觞:离杯,即离别的酒宴。
译文
忘掉了成都那些事儿已经有十多年了,但是因为你的到来,使我不得不再三思念。今日送别,请你将我的伤心之泪带回家乡,洒向江头一吊。我又何尝不知道故乡的好啊,自己飘零已久,赋归无日,自成天涯孤凉客。哪里悲凉的愁绪你不会知道,早已被我吟断的衷肠已不会再过分伤愁。今日殷勤给你送上离别的酒宴,希望你能尽兴。我的身躯就好像传舍一样辗转流离,何处才能是我的家乡啊![3]
赏析
此词将送别的惆怅、悼亡的悲痛、政治的失意、乡思的愁闷交织在一起,表达了词人极度伤感悲苦的心绪。词的上片写悲苦的由来、发展和不能自已的情状,下片写送别的情怀及内心的自我排遣。
开头两句“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写的是作者十年来对亡妻的彻骨相思。苏轼爱妻王弗自公元1054年(至和元年)嫁到苏家以后,一直很细心地照顾着丈夫的生活。苏轼于婚后五年开始宦游生涯,王弗便在苏轼身边充当贤内助。苏轼性格豪爽,毫无防人之心,王弗有时还要提醒丈夫提防那些惯于逢迎的所谓“朋友”,夫妻感情极为深笃。不料到公元1065年(治平二年),王弗突然染病身亡,年仅二十六岁。这对苏轼来说,打击非常之大。为了摆脱悲痛的缠绕,他只好努力设法“忘却”过去的一切。而大凡人之至情,越是要“忘却”,越是不易忘却。从王弗归葬眉山至妻弟王缄到钱塘看望苏轼,其间相隔正好“十载”,这“十载”苏轼没有一年不想念王弗。“忘却”所起的作用不过是把纷繁堆积的难以忍受的悲痛,化为长久的有节制的悲痛而已。但是王缄的到来,一下子勾起了往日的回忆;日渐平复的感情创伤重又陷入了极度的痛楚之中。“凭将清泪洒江阳”,凭,凭仗,烦请。这句的意思是:今日送别,请你将我伤心之泪带回家乡,洒向江头一吊。王缄此来,与苏轼盘桓数日,苏轼得知“故山好”,自感宽慰,但又觉得自己宦迹飘零,赋归无日,成为天涯孤客,于是,不禁悲从中来。所谓“悲凉”,意蕴颇丰。苏轼当时因为与变法派政见不合而被迫到杭州任通判,内心本来就有一种压抑、孤独之感,眼下与乡愁、旅思及丧妻之痛搅混一起,其心情之坏,更是莫可名状了。
过片“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切入送别的词旨。毋庸置疑,王缄的到来,苏轼悲凉的感情中多少增添了几分暖意,而王缄又要匆匆离去,作者自然感到难以为怀了,于是国忧、乡思、家恨,统统融进了“别愁”之中,从而使这别愁的分量更有千钧之重。“归来欲断无肠”,是说这次相见之前及相见之后,愁肠皆已断尽,以后虽再遇伤心之事,亦已无肠可断了。“殷勤且更尽离觞”一句,意借酒浇愁,排遣离怀,而无可奈何之意,亦见于言表。
结尾两句,苏轼吐露将整个人生一切看破之意。《汉书·盖宽饶传》云:“富贵无常,忽则易人。此如传舍,阅人多矣。”此词“此身如传舍”一句借用上述典故而略加变通,以寓“人生如寄”之意。又《列子》:“人,则生人为行人矣。行而不知归,失家者也。”歇拍“何处是吾乡”暗用其意。对此,顾随评曰: “人有丧其爱子者,既哭之痛,不能自堪,遂引石孝友《西江月》词句,指其子之棺而詈之曰:‘譬似当初没你。’常人闻之,或谓其彻悟,识者闻之,以为悲痛之极致也。此词结尾二句与此正同。”(《顾随文集·东坡词说》
作者简介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汉族,四川人,葬于颍昌(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一生仕途坎坷,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生平
公元1037年1月8日,苏轼生于眉州眉山。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接受良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其母在家乡病故,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所谓旧党与新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主要成就
文学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推官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
释德洪《跋东坡(左忄(xīn)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苏门四学士和陈师道、李廌六人并称苏门六君子。
其《题柳子厚诗》云:“诗须要有为而作……好奇务新,乃诗之病。”其《答乔舍人启》亦云:““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主张诗要有为,以“体用”为文之根本。在《答王庠书》中又说:“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
其诗《送李公恕赴阙》说自已的诗文是“杂以嘲讽究诗骚”。《宋史》也说他作诗是“以诗托讽,庶几有补于国”,这都说明他是在有意继承风、骚的讽喻传统。
他在《答毛滂书》中也说:“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先后进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则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
诗词
苏轼的诗现存约两千七百余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叶燮(字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天地奇观。”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物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书法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 ,自创新意。 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 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
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黄州寒食帖》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这是一首遣兴的诗作,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人生之叹。诗写得苍凉多情,表达了苏轼此时惆怅孤独的心情。此诗的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黄州寒食诗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洋溢着起伏的情绪。元朝鲜于枢把它称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 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
《黄州寒食诗帖》彰显动势,洋溢着起伏的情绪。诗写得苍凉惆怅,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起伏跌宕,迅疾而稳健,痛快淋漓,一气呵成。苏轼将诗句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顺手断联,浑然天成。其结字亦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变化万千。
因为有诸家的称赏赞誉,世人遂将《寒食帖》与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祭侄稿》合称为“天下三大行书”,或单称《寒食帖》为“天下第三行书。”还有人将“天下三大行书”作对比说:《兰亭序》是雅士超人的风格,《祭侄帖》是至哲贤达的风格,《寒食帖》是学士才子的风格。它们先后媲美,各领风骚,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书法史上行书的三块里程碑。
苏轼晚年用笔沉着,早期书法代表作为《治平帖》,笔触精到,字态妩媚。中年代表作为《黄州寒食诗帖》此诗帖系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遭贬黄州时所写诗两首。诗句沉郁苍凉又不失旷达,书法用笔、墨色也随着诗句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跌宕起伏,气势不凡而又一气呵成,达到“心手相畅”的几近完美的境界。所以元朝鲜于枢把它称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晚年代表作有行书《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等,此二赋以古雅胜,姿态百出而结构紧密,集中反映了苏轼书法“结体短肥”的特点。其最晚的墨迹当是《与谢民师论文帖》(1100年)。
其代表作有《黄州寒食诗帖》、《天际乌云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春帖子词》、《爱酒诗》、《寒食诗》、 《蜀中诗》、《人来得书帖》、《答谢民师论文帖》、 《江上帖》、《李白仙诗帖》、 《次韵秦太虚诗帖》、 《渡海帖》、《祭黄几道文卷》、《梅花诗帖》、《前赤壁赋》、《东武帖》、《北游帖》、《新岁展庆帖》、 《宝月帖》、《令子帖》、《致南圭使君帖》、《次辩才韵诗》、《一夜帖》、《宸奎阁碑》、《致若虚总管尺牍》、《怀素自序》等。苏轼的书法,后人赞誉颇高。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黄庭坚,他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绘画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枯木怪石。 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认为“论 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高度评价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 造诣。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也是他的作品。
苏轼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在诗、文、词、书、画、修心、悟道、自然辟谷等许多方面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