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最天才的文学家苏轼和最杰出的政治家王安石,一个是保守派的主力,一个是改革派的先锋,两人政治见解和主张不同。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两个都是水火不容的政敌,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才让两个人彻底冰释前嫌,并互相仰慕,成为一段美谈。
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时,每推行一项法令,苏轼就会站出来反对,而且要拿出他最有力的武器,作诗词来表达他的不满。当时苏轼名声特别大,所以他反对的声音就显得格外的响亮,成为最让王安石恼怒的人。为了顺利推行变法,王安石受不了整天听到苏轼拿着大喇叭讽刺新法,总想着把苏轼赶出京城去,此时的两人就已经形同陌路了。
时过境迁,到元丰二年,王安石早已退隐,政治上和苏轼也不再敌对,这时的苏轼却摊上大事了。朝廷的御史们上表弹劾苏轼,说苏轼所作《湖州谢上表》一文,用语有讥讽朝政,埋怨皇帝的意思。导致宋神宗震怒,下令要彻查此案,苏轼被抓捕下狱,在御史台受审,史称“乌台诗案”,苏轼一共坐牢103天,在狱中饱受折磨。朝廷中李定、舒亶、王珪等人皆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而那些保守派的大臣们,平时与苏轼称兄道弟、互为知己,在苏轼危在旦夕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站出来替苏轼说话,令人叹息。反而是那些变法派的大臣们,有不少纷纷上书为苏轼求情,而其中王安石为苏轼求情的声音又是最响亮的。
当时的王安石早已不在京城做官,所以消息并不灵通,他得到苏轼被捕下狱的消息时,已经过了很久,苏轼的罪名都已经定了。王安石认为苏轼是国之大才,想起国家多难,人才难得,自己一定要救下苏轼,为国家保存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他特别急迫,连夜写信派人飞马送到京城。宋神宗看到王安石的信,对“人才难得”深以为然,再加上宋神宗与王安石特殊的关系,最终决定饶过苏轼,只是贬往黄州,任团练副使,结局令那些希望苏轼死的人都颇为失望。
苏轼在狱中之时,肯定不会想到王安石会是尽全力救他的人,当然这件事也彻底改变了苏轼对于王安石的态度,从苏轼后来写给王安石的一首诗可以看出。
次荆公韵四绝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这首诗尤以最后一句最能体现苏轼的态度,从公已觉十年迟,苏轼很后悔以前不知道王安石是这样的人品,以前对王安石诸多误解,甚至把王安石当作奸邪之人,言语中满是遗憾,并发出这样的感叹,如果早认识您十年该多好啊!苏轼后来对于王安石推行变法的事情,也评价颇高,说是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所以才产生了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
王安石比苏轼年长16岁,作为苏轼的前辈,他对苏轼的态度始终是寄予厚望和高度关注的,他素来称赞苏轼的才华,只不过是推行新法时,在国家大事面前,私人情感只能暂时抛开,所以才有后来的新法每推进一步,苏轼都作诗讽刺,然后苏轼被贬离京城的事情。
后来苏轼专程去江宁看望王安石,两人携手同游钟山,谈论佛法,探讨诗赋,谈笑间,王安石还创作了一首《南乡子》,成为词中名篇,而两人晚来的深厚友谊,更是被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