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最天才的文学家苏轼和最杰出的政治家王安石，一个是保守派的主力，一个是改革派的先锋，两人政治见解和主张不同。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两个都是水火不容的政敌，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才让两个人彻底冰释前嫌，并互相仰慕，成为一段美谈。
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时，每推行一项法令，苏轼就会站出来反对，而且要拿出他最有力的武器，作诗词来表达他的不满。当时苏轼名声特别大，所以他反对的声音就显得格外的响亮，成为最让王安石恼怒的人。为了顺利推行变法，王安石受不了整天听到苏轼拿着大喇叭讽刺新法，总想着把苏轼赶出京城去，此时的两人就已经形同陌路了。
时过境迁，到元丰二年，王安石早已退隐，政治上和苏轼也不再敌对，这时的苏轼却摊上大事了。朝廷的御史们上表弹劾苏轼，说苏轼所作《湖州谢上表》一文，用语有讥讽朝政，埋怨皇帝的意思。导致宋神宗震怒，下令要彻查此案，苏轼被抓捕下狱，在御史台受审，史称“乌台诗案”，苏轼一共坐牢103天，在狱中饱受折磨。朝廷中李定、舒亶、王珪等人皆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而那些保守派的大臣们，平时与苏轼称兄道弟、互为知己，在苏轼危在旦夕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站出来替苏轼说话，令人叹息。反而是那些变法派的大臣们，有不少纷纷上书为苏轼求情，而其中王安石为苏轼求情的声音又是最响亮的。
当时的王安石早已不在京城做官，所以消息并不灵通，他得到苏轼被捕下狱的消息时，已经过了很久，苏轼的罪名都已经定了。王安石认为苏轼是国之大才，想起国家多难，人才难得，自己一定要救下苏轼，为国家保存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他特别急迫，连夜写信派人飞马送到京城。宋神宗看到王安石的信，对“人才难得”深以为然，再加上宋神宗与王安石特殊的关系，最终决定饶过苏轼，只是贬往黄州，任团练副使，结局令那些希望苏轼死的人都颇为失望。
苏轼在狱中之时，肯定不会想到王安石会是尽全力救他的人，当然这件事也彻底改变了苏轼对于王安石的态度，从苏轼后来写给王安石的一首诗可以看出。
次荆公韵四绝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这首诗尤以最后一句最能体现苏轼的态度，从公已觉十年迟，苏轼很后悔以前不知道王安石是这样的人品，以前对王安石诸多误解，甚至把王安石当作奸邪之人，言语中满是遗憾，并发出这样的感叹，如果早认识您十年该多好啊！苏轼后来对于王安石推行变法的事情，也评价颇高，说是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所以才产生了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
王安石比苏轼年长16岁，作为苏轼的前辈，他对苏轼的态度始终是寄予厚望和高度关注的，他素来称赞苏轼的才华，只不过是推行新法时，在国家大事面前，私人情感只能暂时抛开，所以才有后来的新法每推进一步，苏轼都作诗讽刺，然后苏轼被贬离京城的事情。
后来苏轼专程去江宁看望王安石，两人携手同游钟山，谈论佛法，探讨诗赋，谈笑间，王安石还创作了一首《南乡子》，成为词中名篇，而两人晚来的深厚友谊，更是被传为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