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是历史上对华夏王朝伤害极大的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民族，他们无时无刻不对土地肥沃的中原地区虎视眈眈。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发展，突厥族逐渐发展壮大，而反观中原地区战火不断导致人员凋零，此消彼长之下，突厥人的威胁越来愈大。
在唐朝建立初期，即便是李渊李世民父子也不得不向突厥族称臣纳贡，甚至突厥可汗去世时，唐王朝还要举国哀悼，而这种行为只有本国君王去世时才有的仪式，这不得不让人感到唏嘘，这不仅是李世民一生的耻辱，更是大唐子民心中的痛。
作为从南北朝时期就已发展起来的突厥族，在经历多年的发展后，人口逐渐壮大，高峰时期有着数十万的军队，他们闲时牧马放羊，战时随时成为士兵，在资源匮乏的漠北地区，掠夺华夏王朝成为他们保证经济、物资、人口的最好手段。
隋朝年间，突厥内部发生内讧和斗争，最后统治集团分裂为东西两部，西部的西突厥驻扎阿尔泰山以西，东突厥则控制兴安岭到阿尔泰山地区。但后来被隋朝的军队打败，东突厥一度消失，而西突厥还是因为内部原因，一直衰落下去。
直到隋末天下大乱，东西突厥有了喘息的机会，趁隋朝无暇顾及时，他们迅速统一东西部落，重振旗鼓、迅速发展，最后雄踞漠北、控制西域。东西突厥的统一，在军事和地理位置上对中原地区又一次造成严重的威胁，时常烧杀抢掠边境汉人城市。
因为此时，隋末农民起义打得热火朝天，从隋炀帝大业七年起，全国的起义军组织近100多支，参与起义的人数高达几百万。当时最具代表性、实力最强大的有：河南的李密、翟让的瓦岗军；河北的窦建德；江淮地区的杜伏威军。
整整七年的战争，让隋朝政权分崩离析，但各路的起义军也伤亡惨重。此时，一直在等待机会的李渊父子觉机会来了，就在晋阳起兵，想要从起义军的成果中分一羹。根据《旧唐书》记载，李渊起兵时，突厥军队袭击了晋阳，战斗力强悍，且来去如风。
见到如此战斗力的李世民，立刻就明白突厥士兵以后绝对是他们的隐患，要么与他们结好，要么消灭，但现在的实力只能跟他们搞好关系，不然刚形成的势力就有可能覆灭。
为了消除突厥的威胁，李渊父子派刘文静出使突厥国，代表唐朝与突厥国结盟，条件是“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突厥国始毕可汗听到，唐朝愿意“称臣纳贡”后大喜，也献出千匹马表示心意。
李渊父子抓住了始毕可汗贪婪的心理，许诺攻下长安后将所有财帛归其所有，始毕可汗自然答应。这招用财帛收买人心的缓兵之计，虽然让李渊父子脸面无光，但至少消除了来自突厥的威胁。这对刚起步的李渊集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起码没有了后顾之忧。
然而，人心都是贪婪的，随着李渊集团的势力越来越大，突厥人的胃口也更大了起来。始毕可汗见到李渊如今家大业大，就找各种理由让李渊进贡财帛。甚至在信中直白地说明，李渊只是突厥国的臣子。
“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者。”这是始毕可汗去世时，李渊按要求举行的礼节，这种礼节极为隆重，是中国古代君王去世时才能享受到的待遇。但初唐的实力远不如突厥，李氏集团只能忍辱负重。
唐朝统一全国后，民生、经济、军事都在缓慢发展，一切都百废待兴，此时突厥国的颉利可汗知道无法再像以前那样从各势力中勒索财物了，因此趁唐朝还未强大之时，年年骚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富。
最典型的几次，颉利可汗曾率领15万大军攻打山西、河北以及蒙古地区，掠夺走男女5000人多人；又率领骑兵10多万进攻朔州、太原；公元626年，李世民刚上位时，就率领20万军队直逼长安城外渭水便桥之北，这里距离长安城仅仅40公里，此事全国震惊。
迫于形势，李世民用疑兵之计，亲率大臣和将士隔着渭水跟颉利可汗对话。颉利可汗见唐军军容威严，而李世民又许诺大量财物，便答应与之结盟后退兵，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渭水之盟”，但对李世民来说这是一生中无法抹去的耻辱。
此事之后，李世民牢记心里，要对付突厥的唯一方法就是先提高自身的实力，于是在他继位后，任人唯贤、知人善任、广开言路，注重经济发展，增强军事实力。到贞观三年时，唐朝对突厥的臣服开始有了变化。
经过几年的发展，唐军的作战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兵力也大幅度增加，而突厥的整体实力却在逐渐下降。突厥内部再一次出现了分歧，上层统治者又出现了分裂。从6到629年的里，英明的李世民每天都在考虑怎么解决突厥这个棘手的问题。
终于在贞观三年（629年），在经过漫长时间的分析以及做好充分的准备后，李世民决定派李靖率大军攻打突厥，以抹去这藏在心里的阴影，彻底颠倒唐朝“称臣纳贡”身份。最后，李靖不负李世民的期望，大败突厥军队，活捉颉利可汗，李世民吐出了这口浊气。
李世民作为中国上罕有的有作为的皇帝，他知人善任，胸襟宽广，不杀功臣，励精图治，创造了让世界其他国家都为之嫉妒的“贞观之治”，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从忍辱负重，到一雪前耻，这期间的忍耐力、战略眼光等都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