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是标志着人类历史上全新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经典著作，被誉为共产主义第一书，是全球公认为使用最广泛的社会政治文献，先后被译成200多种文字，出版1000次以上，仅在中国的发行量就超过1000万册。《共产党宣言》点燃了千百万追求真理的革命者心中的圣火，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先进分子为着共同的信仰和目标而奋斗终身。那么，这样一本对中国革命起着重大推动作用的纲领性文献是如何传入中国并被广大进步人士所接受的呢？
《共产党宣言》只言片语介绍和片段译文在国内出现慢慢引起人们的关注，“共产主义”成为流行和进步词语
《共产党宣言》诞生半个世纪后才有只言片语传入中国。189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上海基督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122期发表《大同学》(即世界大同学说)的文章，提到“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他误以为马克思是英国人)”，他还引用了《共产党宣言》里的一句话：“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今译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了。”)这是中国第一次出现马克思的名字和《共产党宣言》的内容。
1902年，著名学者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介绍了马克思。1903年3月，上海智广书局出版了赵必振翻译的日本福井准造所著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四次提到《共产党宣言》，并称其为“一大雄篇”。
这一时期对于《共产党宣言》的介绍只是只言片语或是简单提及，译者的目的也不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因此也并未在社会上引起多少反响。真正开始以宣传共产主义为目的的介绍是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开始的。
1905年底，朱执信(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当时在日本)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及学说，并首次简要介绍了《共产党宣言》(朱执信首次直接将书名译为《共产党宣言》)的写作背景、基本思想和历史意义，并参照其英文本和日文本摘译了其中几段文字和第二章《十大纲领》全文。
1908年1月3日，上海《天义报》第15—17期合刊刊登了民鸣根据日文版《共产党宣言》翻译的第一章内容，标题为“绅士与平民”(今译为“有产者和无产者”)，这是中国境内出现得最早的中文节译本。3月15日，《天义报》又发表了北大教授刘师培的《〈共产党宣言〉序》，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为《共产党宣言》作序。此后，有关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文章不断见诸报端，特别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转向苏俄，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潮流。194月，由李大钊和陈独秀合编的《每周评论》刊登了著名新闻教育家成舍我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最后一部分及《十大纲领》全文，并在文前加了一段按语，提出“这个宣言是马克思最先最重大的意见”。11月，北大学生李彰泽完成了《共产党宣言》全文的翻译，并开始在《国民》杂志社连载。但只刊出第一章后，李彰泽慑于北大教授胡适的威吓要回了其余的译稿，使这本第一次完全被译为中文的经典著作失去了在中国公之于众的最好机会，而这个机会却历史地落到了陈望道身上。
陈望道版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的出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更坚实的理论准备，并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
20世纪代初，经受了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些走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开始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理论武器，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对《共产党宣言》只言片语的介绍和片段的翻译以及那些注入译者自己主观臆想的不准确转述，将经典原著完整地、权威地译成中文成为许多人的迫切愿望。此时，正筹备建党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北京读了《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后，深受震撼，都认为应该尽快翻译。
当时，著名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戴季陶也在考虑《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早年他曾在日本读过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深为赞叹，并试图译为中文。但由于翻译难度极大，戴季陶只好作罢。后戴季陶回上海担任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刊物《星期评论》的主编，开始帮助陈独秀草拟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党纲》，这再次勾起了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强烈愿望，并开始物色合适人选。他的好友、《中国日报》主编邵力子给他推荐了在浙江第一师范担任中文教员的陈望道，并给陈望道写了一封约稿信(戴季陶准备翻译成后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并随信寄去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
接到信的陈望道十分激动，他深知这个工作的分量和难度，这不是一次普通翻译，而是一个时代使命和历史重任。他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社会奉献一部信达雅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之后，他搜集了各家所译片段，并请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图书馆借来了英文版《共产党宣言》。
为了专心翻译，也为了保密，193月，陈望道放弃教学工作，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义务分水塘村。为了防止被人打扰和发现，他钻进了一个破旧狭小的柴房，在昏暗的油灯下，借助《英汉词典》和《日汉词典》，开始夜以继日的潜心翻译。他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不停地修改。累了站起来舒活一下筋骨，困了用冷水洗洗脸，饿了就吃一口干粮。由于太过专心，有一次他竟然错把墨汁当红糖用粽子蘸着吃。经过近两个多月的足不出户、通宵达旦地工作，他终于完成了翻译工作，并使他的思想得到迅速升华，坚定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4月下旬，他带着译稿来到上海，住进了《星期评论》主编之一李汉俊家(也是《星期评论》编辑部)，并请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英文、日文的李汉俊进行校改。之后，李汉俊又把译稿送陈独秀再校。陈独秀审阅后非常满意，便交给戴季陶准备在《星期评论》上连载。但正在此时，《星期评论》遭到反动当局查封，译稿失去了刊载机会。但陈独秀一直在为译稿面世而努力，他找到共产国际派来帮助建党工作的代表维经斯基。维经斯基立即筹措经费，租来房子，买来机器，开始秘密印刷。8月，这本凝聚着大家心血的译著终于面世了。首版印刷1000份，为32开、58页，封面印着马克思半身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工作疏漏，这版错漏字达25处，封面的名字也印成了《共党产宣言》。次年9月再版印刷时改正了这个错误。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毛泽东刚好来上海找陈独秀，陈望道便把新印刷的《共产党宣言》赠给他。毛泽东读完后，完全理解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以后，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这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出版后广受欢迎，不到6年时间印刷了17版，成为我国早期流行最广、影响最深、翻译最权威的著作，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建立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思想理论准备。
各种译本的陆续出现，指引着无数爱国志士和热血青年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追随共产党革命
在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同时，一些共产党早期的积极分子也在着手这项工作。19初，蔡和森在法国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广为流传，邓小平、李维汉就深受蔡和森译文的影响。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德文组以罗章龙为主翻译了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但只印了油印本，只在会员中传阅，没有在社会上流传。
之后，又有一些人陆续参加到了翻译这本名著的工作中，更多版本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在中国面世。1930年，担任过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华岗全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并由中共领导的上海华兴书局出版。该版附了三个德文版序言和英文原文，便于《共产党宣言》思想的更准确传播。
1938年8月，延安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和《解放日报》编辑徐冰共同翻译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在延安出版。这版译文更为准确，语言更接近现代汉语，更易理解，在根据地广为流传，甚至在国统区和日据区也传播很广。此译本还曾作为陕北公学教材和中共干部必读书籍，对提高广大党员马克思主义水平起到了巨大作用。
1942年，为了配合延安整风，博古根据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对成徐版译文做了重新校译，并增译了1882年俄文版序言，出版后被中央指定为“干部必读书”之一，在各解放区广泛流传，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在解放区流传最广、印行最多、影响最大的版本，翻印本就达几十种，发行量达到几百万册。
1943年9月，在国民党政府内任职的陈瘦石参照英文版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这是唯一一个由非中共人士翻译、在国统区合法出版的版本。
《共产党宣言》各个中文版在中国的问世和流传，鼓舞了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更在今后中国漫长的革命历程中，成为无数革命者走向信仰共产主义的启蒙课本。
原标题：《中文版《共产党宣言》问世的来龙去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