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知识分子都是凭借科举作为进身之阶，但元代却有所不同：“入仕唯三途：一由宿卫，一由儒，一由吏...”由荐举而得官的儒生，不超过官员总数的百分之五，因为元代曾长期废置科举。元太宗十年（1238），即灭金后第三年，曾举行过一次秋试。此后停止达七十八年，虽说之后恢复了，但也是时开时停。
即使开考，汉人南人也不能取得与蒙古、色目人同等的地位。就是一些登上仕途的儒生，也因受到统治者的歧视，抑郁终身。而一大批不能跻身仕途的下层知识分子，既不肯屈身于蒙古统治者，弃儒为吏，又不甘心オ能被埋没，他们不能不为自己的一技之长谋一出路。于是，其中某些人就和两宋以来社会上编写讲唱文学的团体，即书会结合起来，替他们编写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讲唱文学脚本。
这些人饱经苦难，目睹各种黑暗现象，和广大人民血肉相连，自然成为群众情绪的体现者，成为群众思想的代言人。他们自已也成了“书会オ人”，成为市民文学，即包括戏剧、平话、讲唱文学在内的各种通俗文艺的编撰者、整理者和倡导者。他们的作品既反映了时代的脉搏，又倾吐出自己的悲愤。
终元之世以古文诗词为代表的传统文学只能规唐仿宋，跳不出前人藩篱；而这类以元曲为代表的群众文艺却大放异彩。无论其精神与形式，都具有一种新的因素、新的面貌。它成了当时最有成就的文学样式，成了主流，同时也开创了一个新的、以叙事文学为中心的历史时期。
正是元代的社会状况决定了元代文学的主要特色。元代文学中诗词歌曲、散文小说、北戏南戏，大都离不开一个共同的基调，即同情民生疾苦和揭露民族压迫的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而这正是蒙古统治阶级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和对广大人民进行掠夺的必然产物。但是，元代的各种文学样式各有其不同的成就和特色。
其中散文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成就，既无名家，也乏佳篇。元词的成就也不高，有人认为“金元工小令（曲）而词亡”，这过于绝对，但词在元代文学中确已退居从属地位，因袭多而创造少，不过充当了高度繁荣的宋词的余响而已。元诗作家、作品都不少，成就略高于散文及词。但传统的散文诗词，此时已走下坡路，成就远不足与唐宋抗衡。
由于诗文作者多半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上流人士，他们把诗词作为个人怡情遣兴的工具，虽然写了一些揭露现实黑暗、关心民生疾苦之作，但抒写身边琐事和赠答唱和的应酬之作亦复不少。官场得失、人世悲欢离合成了最常见的主题，而吟风弄月、雕章琢句则成为惯用的手法。
其实，从两宋以后就急剧衰落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作为一种抒情咏物的韵文体裁，它已经走完了自己的发展道路。金代大诗人元好问也认为：“诗到苏黄尽。”（《论诗三十首》）宋末之江西派和江湖派，已成强弩之末。
元诗承季宋遗绪，诗风纤弱，思想意境上跳不出唐宋诸贤藩篱，表现形式上脱不开模拟因袭。从篇章结构、风格精神到句法词语都要借鉴前人，只能使诗歌创作丧尽生气。因此，元代诗人既缺乏李杜元白那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和磅礴深厚的思想内容，也没有欧苏王黄诸家那种推陈出新、另辟蹊径的勇气。
从元代开始，诗坛上争论的最大问题，已经不是载道还是言志、描写现实还是表现自我这些涉及诗歌本质的问题，而是宗唐宗宋这类风格门户之争。元初南方诗人多受宋末江西派、江湖派余风影响，北方诗人则多以苏轼为宗。中期南北合流，转而趋向于步武中唐。元末如杨维桢、王冕等诗人进而注意晚唐。这种形式上的摹唐拟宋，自然产生不出时代的歌手，产生不出伟大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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