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在《诗经·国风》当中，若按十五国风的分类来计，《郑风》是其中存诗最多的一类，共有作品二十一首，即：《缁衣》《将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清人》《羔裘》《遵大路》《女日鸡鸣》《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褰裳》《丰》《东门之墠》《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溱洧》。
这些《诗经》中最具浪漫色彩和个性解放内容的诗篇所吟咏的情景，就发生在今天郑州市的新郑、新密、荥阳、登封一带。
周宣王二十二年(前806)姬友被封于郑。郑地，原位于今陕西的华县。姬友，就是郑桓公，当犬戎攻破西周王朝时，他与周幽王同时被杀。其子郑武公与平王东迁，吞并了虢国与郐国的领土，沿袭旧号，命名新都为新郑(今新郑市)。
春秋时代郑国的统治区大致包括今河南郑州的新郑、新密、荥阳、登封一带地方。“郑风”就是这个区域的诗。郑国与东周王畿接壤，地处中原，文化较发达。
春秋之际，人民创造了一种具有地方色彩的新曲调，激越活泼，抒情细腻，较之迟缓凝重的“雅乐”,无疑是一个进步。所以当时的名人季札听了也不禁要脱口赞道：“美哉，其细也甚！”孔子责备“郑声淫”,要“放郑声”,就是害怕郑国这一“激越活泼”的新声会取代周王朝的正乐。
“郑风”中绝大部分是情诗，这虽同郑国有溱水、洧水，便于男女游览聚会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同郑国的风俗习惯密不可分。从地理位置上讲，郑国处于殷商文化的中心区域。“郑风”中的情爱诗歌显然是郑国受殷商文化浸润的结果。《史记·货殖列传》讲“郑、卫俗与赵相类”,而其记赵、中山之俗时讲，“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
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汉书·地理志》记二国风俗时则云：“幽王败，桓公死，其子武公与平王东迁，卒定虢、会之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土陿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
“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在春秋战国时代，“郑卫之音”是新兴音乐的代称。《礼记·乐记》中魏文侯云：“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
由“郑卫之音”这一名称，我们可以推知郑音与卫音赖以产生的共同的文化土壤，以及由此而呈现出来的基本相同的文化属性。从《秦洧》一诗看，郑国的上已节，实际就是一个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节日，相当于今天的情人节。正因为郑国保留着男女自由交往的某些古代遗风，所以也就影响了人们的思想。
如郑国大臣祭仲的女儿雍姬问她的妈妈：父亲与丈夫哪个亲近些？她的妈妈答道：父亲只能有一个罢了，而丈夫却个个男人都可做。一个世家命妇居然用这种亵渎礼教的话来教育自己的女儿，郑国一般人民的男女观念，也就可想而知了。懂得了这点，再读郑风中那些大胆的情诗，也就好理解了。
“郑声”何以能够独自成为新兴音乐的代称？除了风俗以外，这与郑国商人的活跃、商业经济的繁盛，以及由此带来的都市文化的发达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春秋时代，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兴盛，从开国之初就建立了经商传统的齐国自不待言，晋、楚等国之间的商业往来亦相当频繁。
但是，在所有诸侯国中，商人在郑国所拥有的社会地位却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这在《左传·昭公十六年》子产对韩宣子的一段话中得到了相当突出的反映：“从前我们先君桓公和商人们都是从周朝迁居出来的，共同合作清理这块土地，砍去野草杂木，一起居住在这里，世世代代都有盟誓，互相信赖。
誓词说：你不要背叛我，我不要强买你的东西，不要乞求，不要掠夺。你有赚钱的买卖和宝贵的货物，我也不加过问。仗着这个有信用的盟誓，所以能互相支持，直到今天。”郑公室与商人盟誓以相保，郑国商人地位与势力之强由此可见。
《左传》所记三起有关商人的事件皆出自郑国，而郑商人弦高以郑君的名义与秦军交涉而使其退兵一事，更集中地反映了郑国商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郑国声乐文化的发达与郑国商业的繁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郑国的商人“出自周”,而这些“出自周”的商人的祖先，却是在西周初年被迁至成周的殷商遗民。《尚书·酒诰》云：“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
由此可知，“艺黍稷”与“牵车牛，远服贾用”是周人克商后殷商遗民被特许从事的社会活动。在丧失土地的情况下，经商成为殷商遗民最主要的谋生手段，因而也使“商人”成为经商者的代名词。
失去土地与政治权力的商人虽然地位低下，但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依然能够承袭殷商文化重声的传统，保持其文化属性上的相对独立。这应是在商人拥有特殊地位的郑国声乐文化相对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郑国的商人与政治家结盟而获得政治上的保障时，郑国的商业经济走向繁荣当是一件不容置疑的事实。而文化是否繁荣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文化的繁荣往往最直接地通过人们对声色犬马等物质享受的喜好与追求中表现出来，新声靡乐的兴盛往往是一个城市或地区经济走向繁荣时最直观的表现。
作为自由贸易的条件与结果，各种类型的“市”(“肆”)也为人们的自由交往提供了机会与场所。出现于《郑风》中的“东门”,即市民及手工业作坊集聚的东郭的正门。商业贸易的发达与郑地故有的浓郁的商文化色彩，共同促进了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郑地的新兴音乐因此成为诸侯国中最为发达的一支。
“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声乐文化的发达不但为《郑风》作品的大量采集提供了条件，也成为“郑声”能够指代“新声靡乐”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