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诗歌史和诗歌美学史的角度观之，魏晋南北朝这一整个时代，在诗歌发展上有几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1）五言诗的发展和成熟；（2）七言诗以其完整的形式出现并初步兴盛；（3）近体诗开始登上诗坛；（4）叙事诗树立了其发展史上的第--块里程碑；（5）继周民歌、汉乐府民歌之后，魏晋南北朝乐府民歌又放异彩。据我国现代学者萧涤非的研究，魏晋南北朝乐府与汉乐府的不同点，一是乐府观念的改变一魏晋南北朝以前的乐府着眼于政治，且多民间创作；魏晋南北朝以后的乐府着眼于艺术，大多为文人创作。二是文人乐府的全盛一因为大多是文人创作，风格变得高雅，文字转为绮丽，遂下开六朝雕琢之风。三是乐府题义的区分-有用旧曲而不用旧题者；又有用旧曲而兼用旧题者，其题虽旧，其义则新；也有自出新题者。
四是乐府体裁的大备一汉乐府多杂言及五言，四言甚少，至六言、七言则更无其作，而魏晋南北朝乐府自魏就已各体皆备。我国千百年来的诗歌，虽古、近不同，律、绝或异，但其大体莫不导源于此时。西晋乐府紧接曹魏之后，仍以文人乐府为大宗；东晋乐府则别为南朝，以江南民歌为主体。乐府至于西晋，与曹魏乐府的不同点有三：其一，故事乐府的盛行；其二，文人拟作的僵化；其三，“舞曲”歌词的发达。南朝乐府又称新声乐府，这种新声乐府的特点有先后之分。前期主要来自民间歌谣，这些体裁简短、风格巧艳、内容以女性为中心的《清商曲辞》，是南朝乐府的宝藏，但也反映了南朝社会是一个追求性的享乐的社会。性文化与诗歌艺术的关系，是我国诗歌史和诗歌美学史上尚待深入探究的一大课题。
目前学术界一般公认，魏晋六朝时期文学艺术（包括诗歌）的审美追求，具有强烈的纵欲倾向。但对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解释，却莫衷一是。在我们看来，其因大致有三：（1）与世界上其他古老的文明一样，我国上古的生殖崇拜，无一例外地影响到后来社会的各种文化形态，中国在宋以前并无太多的性禁忌，这在古代文化典籍中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2）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非但不是禁欲的哲学，而且还包含着阴阳相合，“纲温”、“构精”等宽松的性观念，这对魏晋六朝复兴道家游仙纵欲的人生观，不曾构筑任何性文化的障碍；（3）魏晋六朝时期上流阶层率先推崇“养生术”和“房中术”，并在诗歌艺术中大加颂扬传布，必然对整个时代和社会的审美意识形成趋同的导向。后期南朝乐府，多为文士拟作，自有其前后贯通的因果联系，绝非偶然的文化现象。
北朝乐府分为“虏歌”和“汉歌”两个时期。它的民间形式，以《鼓角横吹曲》为代表。我国文艺和诗歌，从先秦开始就有南北风格的不同，南方近于浪漫，故缠绵婉约；北方注重实际，多慷慨悲凉。这种区别，在南北朝民间乐府中，表现得尤为显著。从内容比较来看，北朝文人乐府胜于南朝文人乐府，因为前者属于社会的歌，后者只是女性的歌；但如果从女性描写和性文化的角度来看，南朝文人乐府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审美价值与艺术魅力。南北朝乐府民歌对后世的影响很大，首先是它开辟了一条抒情小诗（五、七言绝句体）的新道路；其次是《木兰诗》的出现，对唐代七言歌行起了示范性的推动作用；再就是在诗歌表现手法上，给唐代和后世诗人以许多有益的启发。
从汉代乐府到魏晋南北朝乐府的发展过程，至少有力地说明了以下两点：第一，民间诗歌和文人诗歌具有相互渗透、相互推进的关系。正如当代诗人邵燕祥所指出：“一部诗歌史是各个时代在诗的领域（直到诗与别的文学体裁的边界，以至涉足于诗的‘外星’）进行探索的历史，是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艺术，从思维方式到表达方式，不断进行创新和开拓的历史。这种创新和开拓，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历史上，经常表现为儒家的正统与道家禅宗思想影响下的非正统以及反正统之间、文人诗与民间诗之间，互相矛盾又互相渗透、互为反驳又互为补充的过程，其影响及于本体论、风格论、创作论各个方面，呈现极其错综复杂的、源流派系相互纠结的师承递嬗、批判扬弃关系。
而在每一螺旋上升达到新的高度时，一般总有由深广的历史潮流推出的熔铸众家、承先启后的大家，在诗歌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并成为更新的一代探索者的出发点。”第二，诗歌不仅是个人的心曲，而且是社会的心声。魏晋南北朝诗歌的最大特点，就是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的交融。这也应了普列汉诺夫的话：“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时代的心理。”观魏晋南北朝诗学主流，一方面自我意识的加强，乃是对个人价值的重新认识和对违背传统观念的个人欲望的肯定；另一方面诗歌的艺术功能又与社会的审美需求相吻合，其间的起伏兴衰，往往要到历史的深层结构中去寻求动因与答案，历史的“常识”经常被历史的发现所取代，这已不再是新鲜的问题。在翻开下一-章时，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唐代诗歌的兴盛来说，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合唱，乃是我国古典诗歌下一个高潮来临的前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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