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忍辱负重，最后用三千越甲灭掉吴国的故事，是为历史上一段佳话，被广为流传，千古传颂，古往今来激励着无数人厚积薄发，成就大业。但吞吴复国岂是勾践一人之功？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范蠡事越王勾践，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馀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范蠡在这场龙虎斗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勾践曾对范蠡说：“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可见范蠡为越复国付出了多少，越王对其有多重视。可以说没有范蠡，勾践复国无望。
而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复国的过程中，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将西施献给了夫差。不可否认，西施在推进夫差灭国的过程中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但完全将吴国的灭亡归功于西施，太过牵强。
在古人众多咏西施的诗篇，历来多把亡吴的根由归之于女色，西施便成了罪魁祸首。如李白的《西施》：“一破夫差国，千秋竟不还。”客观上为吴王夫差开脱或减轻了罪责。然而，若不是夫差自己心性不稳，经不起诱惑，岂会酿成亡国的悲剧？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说白了，夫差也是个好色之徒。
晚唐诗人罗隐生性狂妄，作品风格善于批判讽刺，针砭时弊，因为诗中讽刺意味太强，导致他“十上不第”。他也写过一首《西施》，罗隐这首小诗的特异之处，就是为西施开脱翻案，他反对这种传统观念，破除了“女人是祸水”的论调，闪射出新的思想光辉。以下是罗隐《西施》原文：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这首诗的大致意思是说：国家兴亡衰败自有其时运，吴人又何苦埋怨是西施使他们国家灭亡的呢？如果西施知道怎样颠覆吴国，那么后来让越国灭亡的又是谁呢？
我们先看前两句：“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诗人起笔便鲜明地摆出自己的观点，反对将吴国亡国的责任强加在西施的身上。这里的“时”，即时会，指促成家国兴亡成败的各种复杂因素。“自有时”表示吴国灭亡自有其中的道理，而不应归咎于西施个人，这无疑是正确的看法。有人认为这里含有宿命论成分，其实是出于误解。“何苦”，劝解的口吻中含有嘲讽意味：你们自己误了国家大事，却想要归罪一个弱女子，真是何必呢！当然，挖苦的对象并非一般吴人，而是吴国统治者及其帮闲们。
再来看“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后面这两句。这两句巧妙地运用了一个事理上的推论：如果说，西施是颠覆吴国的罪魁祸首，那么，越王并不宠幸女色，后来越国的灭亡又能怪罪于谁呢？作者将尖锐的批驳通过委婉的发问语气表述出来，丝毫不显得剑拔弩张，而由于事实本身具有坚强的逻辑力量，读来仍觉锋芒逼人。这也是罗隐诗风的特色。
纵观全文，罗隐不仅指吴国的灭亡不应归咎于西施。同时也反对历史上一切将亡国之罪嫁罪妇女。僖宗广明年间（880—881），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皇帝仓皇出逃四川，至光启元年（885）才返回京城。
罗隐写了一首绝句来记述这件事：“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帝幸蜀》）
“阿蛮”即“阿瞒”的通假，是唐玄宗的小名。前一回玄宗避安史之乱入蜀，于马嵬坡缢杀杨妃以杜塞天下人口。这一回僖宗再次酿成祸乱奔亡，可找不到新的替罪羊了。诗人故意让九泉之下的玄宗出来现身说法，告诫后来的帝王不要诿过于人，讽刺是够辛辣的。
再回到《西施》上来，将《帝幸蜀》和《西施》作比照，其二者一咏史，一感时，虽然题材不同，但是精神实质却惊人般一致。所以，罗隐这首《西施》的意义不仅为西施翻了案，更为历史作了一个大翻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