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茶，是四川黑茶的现代称谓。四川黑茶，因运往消费区域的路线不同，分为南路边茶和西路边茶。
南路边茶，以雅安为制造中心，邛崃、天全也有生产，然后，经雅安、天全、康定，销往甘孜、西藏、甘南和尼泊尔等地，其主要产品为康砖和金尖等。
西路边茶，以都江堰、汶川为生产中心，其产品为茯砖和方包，主要销往四川阿坝和青海玉树等藏区。因都江堰和汶川是成都的西大门，故称为西路边茶。
茶，起于汉，始于晋，兴于唐，而盛于宋。唐代，是中国茶业发展很重要的一个节点。茶叶的制作，从早期的“伐而掇之”采茶做饼，原料由粗渐细，至宋代，蒸芽做饼，原料等级达到极致。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说：“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盛，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
同时，唐代的政治经济中心长安，随着朝代的变迁更迭，地位逐渐衰弱。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开始向宋代的开封、洛阳、杭州转换。茶叶的制作交易中心，也逐渐从临近长安的四川，开始向江南地区与武夷山区转移。
到了南宋，长江以南的茶叶，名茶辈出，星光灿烂，其品质好过四川的，已是枚不胜数。于是，出现了“重建茶，轻蜀茶”的局面。之后，蜀茶的生产，除了部分满足贡茶需求以外，其他的粗茶，主要为满足茶马交易之需用，边销茶由此而生。
《文献通考》记载：“旧博马皆以粗茶，乾道末，始以细茶遗之。然蜀茶之细者，其品视南方已下，惟广汉之赵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芽，雅州之蒙顶，士人亦珍之。然所产甚微，非江、建比也。”
五代时，毛文锡《茶谱》记载：“其茶，如蒙顶制茶饼法。其散者，大而黄，味颇甘苦，亦片甲、蝉翼之次也。临邛数邑茶，有火前、火后、嫩绿、黄芽号，又有火番饼，每饼重40两，入西蕃。”这是四川茶叶最早进入藏区的文献记载。
其后，随着藏民对茶叶的依存度越来越高，需求量越来越大，茶叶从商品交易，互通有无，到了宋代发展为茶马互市，茶叶逐渐成为朝廷的重要财政收入，以及换取战马的重要战备物资。其重要性，如南宋张震所言：“四川产茶，内以给公上，外以羁诸戎，国之所资，民持为命。”
宋代熙宁七年，在四川成都设置都大提举茶马司，专门办理榷茶买马事宜，官办的茶马交易机构，至此正式拉开序幕。
由于四川茶叶的产量无法满足茶马交易的需求量，茶农在无利可图的困境下，只能以粗老茶青为原料，完成官方交办的任务。所以，用于茶马交易的茶叶“皆以粗茶”。王安石曾说：“而今官场所出之茶，皆粗老不可食。”
古时运往藏区的粗茶，其干燥大都采取自然晒干的方式。
通常，自然晒干茶的含水率，基本在12%左右。茶叶的高含水率，以及包装的简陋，加上运输时间至少在数月以上，期间的日晒雨淋，茶叶即使不经渥堆，也会在湿热的条件下发生自然氧化，逐渐形成近似黑茶的品质特征。
因多种因素的作用，色泽变得青黑的边销茶，在历史上又叫“四川乌茶”，它是现代黑茶的雏形和启蒙。
后世黑茶的形成，不过是根据藏民的反馈和需求，采用了渥堆工艺，缩短了黑茶的形成过程而已。关于这一点，李拂一先生在《佛海茶叶概况》里说：“藏人自言黄霉之茶最佳。”边销茶的优势，在于量大易得，有需求就有供应。四川茶区用于茶马交易的“边茶”，以及供给内地消费的“腹茶”，就是文献里所称的粗茶和细茶。
南路边茶的原料，分为“做庄茶”和“毛庄茶”两种。毛庄茶，是指未经渥堆加工的刀割或手捋的粗老原料，又叫“金玉原料茶”。而经过杀青、渥堆的原料，称为“做庄茶”，也叫“金尖原料茶”。
不管是南路边茶，还是西路边茶，藏茶的原料成熟度偏高，茶青选料也偏粗老。茶树多为中、小叶群体种，做茶时甚至包括茶花、茶果壳，全株入茶，发酵程度相对较高。因此，藏茶不苦不涩，口感醇和，泡饮较淡，适于煮饮。有年份的藏茶，耐泡度高，多呈枣香和药香，茶汤厚滑温暖，回甘独特。
藏茶选料粗老，纤维素、茶多糖的含量较高，有明显的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的功效。粗茶的高膳食纤维含量，能在释放热量较少的前提下(与其他老茶类似)，产生温暖的饱腹感，因此，减肥降脂作用较为明显。
凡物有利皆有弊，茶叶是一种能够富集氟元素的植物，随着茶叶成熟度的提高，氟的含量也在增加。适量地摄入氟，对于人体健康有着积极的意义。
如果摄入过量，可能会造成氟斑病、骨质疏松、动脉硬化等疾病。黑茶的高氟含量，主要由于黑茶的选料过于粗老所致。
在国家规定的茶叶标准中，黑茶的氟含量，一般控制在300ppm以下。因此，喝茶虽然利于健康，但要学会正确择茶；学会健康喝茶，其意义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