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人物故事#
对于当代大部分中国人来说，陈寅恪这个名字，并非耳熟能详。但只要是对民国史感兴趣，对那些传统文化和学人风骨心有戚戚焉的朋友，陈寅恪无疑是很值得讨论的。
1925年，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其他三位导师都大名鼎鼎，分别是王国维、赵元任和梁启超。而最晚到校的陈寅恪与其他三人相比，既没有显赫的声望，又没有服众的学位。无著作、无文凭的陈寅恪受吴宓举荐为导师时，一度为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所拒绝。
但事实是，陈寅恪极具个性，从不以获取学位为人生目标。在国外间，他没考取一个学位，认为耽误时间，文凭二字，在他眼里不过是废纸一张，后人因之戏称他二无导师。但当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讲台上时，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因此才有人称他是“太老师”、“教授的教授”。
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陈寅恪请教，大家又称他为“活字典”。
陈寅恪出身官宦世家，其祖陈宝箴、其父陈三立均在晚期政坛上担任过要职。他一生学贯中西，能运用十数种语言文字从事文史研究，年纪轻轻即享有重大国际声誉。这种学识和眼界，表明陈寅恪在二十世纪中叶已站在一个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堪称百年难遇的一代奇才。
使人一直扼腕叹息的是，这位文化巨匠留给后人的东西，与他渊博的知识系统相比实在是太少了。这主要因为，陈寅恪五十五岁时就双目失明了。失明之于学者，就好比音乐家贝多芬失聪，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和损失，否则毫无疑问，陈寅恪当有更高的建树。
那么陈寅恪失明后那么多鸿篇巨著是如何完成的呢？这就不得不谈到他晚年学术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位助手。
1964年4月，由夫人唐筼代笔，陈寅恪口述了一篇《关于黄萱先生的工作鉴定意见》，照录如下：
一，工作态度极好，帮助我工作将近十二年之久，勤力无间始终不懈，最为难得。二，学术程度甚高因我所要查要听之资料，全是中国古文古书，极少有句逗，即偶有之亦多错误。黄萱先生随意念读，毫不费力。又如中国词曲长短句，亦能随意诵读协合韵律。凡此数点聊举为例证，其他可以推见。斯皆不易求之于一般助教中也。三，黄先生又能独立自找材料，并能贡献意见修改我的著作缺点，及文字不妥之处，此点犹为难得。总而言之，我之尚能补正旧稿，撰著新文，均由黄先生之助力。若非她帮助，我便为完全废人，一事无成矣。上列三条字字真实，决非虚语。希望现在组织并同时或后来读我著作者，深加注意是幸。
陈寅恪是个秉性耿介，很倔的老头。有一说一，向来与阿谀奉承，虚情假意水火不容。他在上面所说的“字字真实”，剖心置腹，落地有声，绝对寻找不出一点儿水分。
那么，这个被陈大师予以高度评价，赞誉有加，一口一个“先生”称之的黄萱，究竟是何许人也？
生于19的黄萱，祖居福建。出身豪门，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家闺秀。父亲黄奕柱是位在南洋打拼出的大富豪。用巨资赞助过厦门大学、岭南大学，孜孜不倦地以实业救国，享有极高的声誉，自然也很注重对自己后代的教育培养。
老父亲曾为黄女士高薪聘请四位名士鸿儒，一对一的分别教授国文、英语、音乐等课程，对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国学，特别强调的放在首位。经过五年的传统私塾教育，黄萱由此打下了坚实深厚的学识根基，尽显一派才女风范。
黄女士嫁予的婆家，亦是书香门第。丈夫周寿恺，是位留洋归来的医学博士，曾担任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前身）医学院院长，曾为多位民国要员治好病。处在这样一个优裕的家庭环境中，黄女士完全可以养尊处优，赋闲度日，尽情享受少奶奶的福气。
1952年，一个偶然机会，让时为家庭妇女的黄萱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道路。经朋友推荐，她前往中山大学，做陈寅恪先生的兼职助教。
大概是因为同为世家背景，一位官宦子弟，一位富商千金，两人甫一见面就十分投缘，看重门风家教的陈寅恪与黄萱在气质上有一种天然的契合。加上黄萱拥有出众的国学才华，所以初次见面即受到大师的认可，并预感到黄萱是自己晚年学术生涯不可或缺的合作者。
一开始黄萱听不懂陈寅恪的口音，陈先生就耐心细致地解释说明，一反被世人认定的“怪癖、不好相处”的形象。两年后，黄女士通过了陈先生的严格考核，转为专职助教。
此时的史学大师，已经65岁。双目因多年眼疾，早就失明，身体又孱弱多病。但老先生壮志未酬，承担教学任务的同时，还要按心中既定的规划目标，日夜兼程地从事学术撰著。
做为助教，黄女士遵从教授的需要，必须翻检多达六七百种的文史典籍，涉及到正史，野史，年谱，方志，诗话，戏曲，小说许许多多门类。
随便翻开《柳如是别传》，摘抄几句看看：“乘搓拟入碧霞宮者，自是指泛舟白龙潭而言。但李义山诗集上碧城三首之一，其句首云：碧城十二曲阑干，注家相传以为碧城即碧霞之城。（见朱鹤龄注引道源语）义山此题之二，其首句云：对影闻声已可怜，宋氏用以指河东君当时影怜之名。”
不多引证，仅这么几行，需要查找多少书目，可见一斑了。黄女士就这样一卷卷一册册一页页地寻找到指定的篇目，章节，段落，最后落实到具体的词句上。
进入写作成篇阶段，更是紧张。由于当时条件简陋，无录音机可用，陈先生就把酝酿成熟的腹稿，一句一句口述出来，黄女士则把口述内容，原原本本地记录在稿纸上。即使一个标点，一条注释，都必须做到一丝不苟，准确无误。
这就是黄萱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面对面相处的是一位目盲多病的老夫子，与一堆堆纸页发黄的古书旧卷，沉闷单调，枯燥乏味。任务却繁重又繁琐。可黄女士不厌不烦，不停不辍，一做就是十三年。这是需要付出多少诚心、热心、细心、耐心的十三年，也是需要付出多少智力、毅力、精力和体力的十三年。
春华秋实。两个人十三年的协力耕耘，在陈老先生学术园地里，结出累累硕果。在此期间完成了《元白诗笺论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诸多鸿篇巨著。仅《柳如是别传》，洋洋洒洒八十多万言，三大册摞在一起，比两块砖头还要厚。这些学术力作，当然是教授陈先生的巨大贡献，但何尝不是助教黄女士的巨大贡献呢。
所以，在前面提到的“鉴定意见”里，陈寅恪说的“若非她帮助，我便为完全废人，一事无成矣”的赞扬，绝不是溢美之辞，更以“惊天地泣鬼神”来概括她的这位“寅师”晚年的不朽功绩。虽然陈寅恪一直是和她平辈论交，以“黄先生”相称，并要求子女称呼“周伯母”。
然而，写这个“意见”的时候，“黄先生”54岁，9年后，63岁的“黄先生”退休，职称仍是助教。从1952年算起，黄先生在中山大学整整做了助教。，只是助教。黄女士不图虚名，不计薪水，把最好的年华和心思全扑在协助完成陈先生的著作上。
在学术世界里，如果把陈寅恪比作是朵艳丽的大红花，那么，黄萱连绿叶也配不上，最多算是花枝下面一丛小草。可是，这“小草”，却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当得了的。一位弱女子显示出的精神境界，概括为通常说的“牺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