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教育史上，书院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如同一辆车上的两个车轮，官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共同承载着兴教育人的重要使命。
像乡校私塾一样，书院同属民间办学，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乡校是启蒙、基础教育;书院是高等、精英教育。乡校多由乡绅兴办，书院则必须由名高德彰或甲学一方的明贤大哲创办或主持。书院为讲学论道、学术研究以及思想传播提供了一片天地。书院辅助了官办教育，朝廷则通过赐书、赐产、赐田等方式，承认书院的功德，支持书院的存在与发展。
书院产生于唐，兴盛于宋。唐宋之交，各路军阀忙着切江山的大蛋糕，王位的争夺战进入白热化状态。在政治动荡的殃及下，官办教育几近中断。在这种历史生态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为避乱世隐居林泉的鸿学大儒，纷纷依山置田建宅，聚书授徒。应这一历史机缘，“书院之设犹如春笋，呈一时之盛”，书院成了继承学统、传递学术薪火的“独轮车”。在书院群星灿烂的年代，嵩阳、岳麓、雎阳、白鹿最为显赫，被誉为中国四大书院。
南宋以后，随着王宫霸主的频频易人，学术取向的不断变化，理学的声弱势微，如日中天的书院，也日渐西沉在历史的暮色里。然而，它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功绩，以及它在中国思想史上传薪播火的足音，却永远留在我们的民院害限嵩间记忆里。
嵩阳书院坐落在嵩岳太室山之阳，东望中岳庙，西眺少林寺，位居佛、儒、道三大胜迹之中。据《嵩山志》记载：嵩阳书院初为嵩阳寺，隋朝改为嵩阳观，唐初更名太乙观，后周时由学者奏请世宗批准，在此设立书院。40年后，也就是在公元1035年，景佑帝敕令重修，赐额更名为嵩阳书院，并置院长，给膳田百亩。
司马光和二程兄弟先后来嵩阳书院讲学，使嵩阳书院声望隆盛，远近学者也都慕名纷至沓来，最盛时达数百人，名列四大书院之首。靖康之难以后的四百余年里，嵩阳书院由盛而衰，渐而荒废。夕阳西下，历史留给书院的只有荒草蔽瓦砾、遗址走狐兔、残碑栖昏鸦。
明嘉靖年间，登封县令侯泰在书院废墟上再兴土木，筑堂造舍，请师聚徒。一时之间，嵩阳书院颇有振兴之势。然而事过境迁，侯泰虽有再兴书院之志，却已无再现昔日盛况之力。随着明朝末日的来临，战患频至，嵩阳书院再度堂倾人散，书失碑斜。
清康熙年间，社会稳定，国强民安，崇儒尚文之风又起。知县叶封、张塌，知府汪楫，巡抚王日藻、阎兴邦，学道林尧英，致仕乡贤耿介等人相继在故址对书院修复、扩建。历经十余个春秋后，莘莘学子的读书声和着五更鸡鸣，再度和叠石溪的幽弦相和。
以先圣殿、讲堂、道统祠、藏经楼、诸贤祠、丽泽堂、观善堂、辅仁居、博约斋、敬义斋、三益斋、四勿斋、崇儒祠为主体建筑，以仁智亭、川上亭、君子亭、观澜亭、天光云影亭为陪衬点缀的嵩阳书院，再度成为名山中的胜景和儒学圣土。
嵩阳书院在康熙年间的复兴，是嵩阳书院最后、也是最出彩的一幕。这高潮与落幕时分的主角当属耿介。
耿介，号逸庵，学界亦称其为嵩阳先生，乃登封人氏。耿介顺治八年中举，九年进士及第，选作翰林院院士庶吉士。曾以副使巡海闽省，清逆产，筑石城，闽民至今赖之。耿介历任大名兵备道，所至筑城造船，安抚百姓，昼则督之，夜则戒备，禁革积弊，平冤息讼。所任地方境平民安。其母病故奔丧离闽之时，当地绅士百姓依依不舍，泪雨洒道，攀祭哭送数里，不忍离别。
耿介别职辞官期间，闭门读书，砺志修德，尊孔宏儒，以明道先生“内主以敬，行之以恕”为至境，神往而体行，并以“敬恕”为堂名，以“敬恕主人”自居自勉。他曾与张坝、李来章、冉觐祖、张沐、窦克勤等志同道合者修书院、请名师、捐义田、定会约、立学规，使嵩阳书院日臻完备。正因为有了耿介这样识、德、名样样超拔卓然的人来治事，嵩阳书院才奠定了位居中国四大书院之首的不朽荣名。
绿满平芜草色齐，燕子初归白昼迟。映溪桃李才烂漫，夹岸杨柳正参差。一年好景是青春，古人读书惜寸阴。读书之乐乐未央，夜来微雨长新篁。
让我们踏着嵩阳先生的诗韵步入嵩阳书院，遥听嵩阳先生剔肉见骨、振聋发聩的儒学真言：
道之所以穷天地亘古今而不变者，以承其统者，之有其人，不可变也。道统与治统恒相关，而其间分明行焉。达而在上道行，穷而在下道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或为君，或为相，道行于上。而时雍风动，地平天成，太和在宇宙间，此以治统为道统，而行可兼明也。盖千圣相传一道，千圣道传一心。尧禹周公之心，即舜汤文武之心;舜汤文武之心，即孔子之心;孔子之心，即颜曾思孟，周程张朱之心。心者何?更无一毫等待，一毫停息。吾人之爱心亦只是一个生理，乃仁主于爱，而爱莫先生于爱亲亲，便是孝。今观一部《论语》，孔子弟子不是问仁，便是问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恶，不敢慢，不敢遗，不敢失。自爱乃爱之始，孝之初。而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吾人要学为圣贤，先要学为仁人。
嵩阳先生无愧于说与做、思与行、工与功的成功典范，他用一生的足迹，忠实地践行着自己的儒学理念。仁，是儒学的灵魂与精要。让我们听听林尧英是怎样向嵩阳书院的学子们释仁的：
仁义礼智皆心之德，仁包含了义礼智，故仁乃本心之全德。求仁，功在克己。克去己私，天理自复。克去人欲，复还天理，一日如是，日日必求其如是，一事如是，事事必求其如是。至人欲净尽，天理流行，合于天地，造于圣道，天下归仁。
人人皆仁，便是天下归仁的圣道大境。作为儒学圣地的嵩阳书院，不仅树起了嵩阳先生这样明道重行的仁德丰碑，也化育出书院邻居——“嵩阳老农”这样仁厚德彰的杰出人物，他与嵩阳先生比肩而立。由嵩阳先生主持的、向学子们讲述的关于嵩阳老农的故事，自有感人之处。这发生在身边的、有血有肉的故事，要比孔夫子纸上言仁更生动、更有号召力。
中州名儒靳孝廉的声音从书院讲堂传出，回荡在巍巍嵩山，也回荡在后人的心魂中。
道光丁未年秋。大饥饿再度肆虐着中原大地，山高土薄的嵩山地区，更是生机凋零，哀鸿遍野，百姓们已是朝不保夕。为了活命，嵩山灾民忍痛贱卖田产，或守在故土苦苦撑持；或扶老携幼，举家逃荒他乡。在这场悲剧的演绎中，我们身边诞生了一桩永垂史册的故事：一对农民兄弟，用他们博大的仁怀，构铸起一座仁爱的丰碑，这碑的名字叫“嵩山老农”。
在饥荒日重，卖田典产的风潮中，勤勉持家，手有余粮的当地农民张希寓、张希添兄弟，低价购买下20余人家的80多亩田地。饥荒过后，兄弟俩深知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儿，他们连买地时低廉的地金也不再索要，慨然烧掉地契，把土地无偿地归还原主，让乡亲们在失而复得的土地上播种希望、安身立命。
为嘉其义德，洛阳太守贾云生授兄弟二人“高义可风”匾额，并高悬于张家门楣，永志旌表。
为了让嵩阳老农的高风大德永续流传，中原布衣诗人王丹以炽热的激情，写下了《焚券行》的歌谣。今天，我把这首歌谣吟诵给各位同道、也吟诵给嵩阳老农宽仁高阔的灵魂：
眉山苏长公，焚券还宅，阳羡说高风。寥寥千百载，谁继芳踪?近得嵩阳老农。嵩阳遘凶岁，老农心恻然，售而谋诸弟，曰有同心。行之毋濡滞，可惜田家非素封，金尽而止限于势。未几大有年，流离琐尾反故廛。丸竞其麦，可惜惟我之田，欲赎不能心忧煎。老农知其返，急召曰来前，酒馔纷纷罗儿筵，反我乡里，辞彼道路，当欢而悲。我知其故，爰有酒令畅离愫，尽出旧券付兰炷。田各归主，君等勿误，满堂泣拜，泪下如雨。兄弟怡怡，了此天趣。河南大尹旌其乡，义民歌编孝友张，口碑心史，令名煌煌。富窟钱虏真铸错，愧焚券之农叟，或梦醒黄粱。
从嵩阳书院传出的对嵩阳老农的礼赞，也是一曲儒学劝仁喻善的颂歌。在这个层面上的道德引领和价值趋向，是儒学中非常光辉的一面。然而，儒学的精要是求知修身、孝道忠君，目的是求官入仕、闻达于世。由于受这种世俗性与功利性的牵累，导致孔学中生出一些“半截子”真理和“过了头”的真理，而“半截子”与“过了头”的真理中便又生出悖谬和毒素。
克人欲，复天理：多一分天理，便少一分人欲；灭一分人欲，便多一分天理。克己复理，后又演变成克己复礼，成了孔学中的一个重要理念。然而，人欲和天理是一对天敌吗?不但不是，人欲本身就是天理。人的原欲，食、色，是不是天理伦常？这不是要“复”的东西吗？而真正应该克制的那部分人欲的社会性欲望：钱、权、名，又恰恰是儒学极力倡导的，它鼓励人通过读书、事君博得功名。儒学不仅授以博取之道，而且授以博取之术，之伎，而钱、权、名这些欲望的极度膨胀，就像锈吃铁一样，销蚀掉正常的、合乎天理的人欲和人性。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弃。珍爱自己的生命，就是敬畏天伦、孝敬父母——儒家这一理论可谓顺天道、重人伦、合礼教。然而，在人性的阳关大道上刚走了一程，又岔上了旁途弯路：把事君忠君变成了孝敬父母的最高体现。这样，对生命的天然热爱、对给予自己生命的父母的感恩报答之情，就被功名利禄取代了、被皇权异化了。中国历史上仕人阶层独立人格、独立思想长久稀缺，而弯脊烂膑之流的弥久充斥，与孔学的皇权至上、弃理崇礼、无条件忠君的奴格教化大有干系。
由李林甫、徐浩隶书的碑文字字工巧，无一笔瑕懈。碑文记载了道士孙太冲为明皇炼丹事。民间相传，明隆庆三年七月八日，巡按监察御使蒋机看过碑文，愤然题诗，书于碑的阴面：
道旁林甫碑，读之面发赤。心惨似剑矛，言甘如醴蜜。唐家圣德辞，出自奸谀笔。天怒春雷轰，勿久污太室。
蒋机墨迹未干，雷即下击，碑顶劈去一半。虽然这一传说太巧合，天合人愿，带有太强的感情色彩，然而，诛奸谀于既死、以口舌代斧钺，却也表达了正义的声音、历史的良知。
书院是求知、求真、求是之所，天雷炸破炼丹碑的传说产生于嵩阳书院，不仅是对荒诞的炼丹术的批判与否定，也是对皇帝“万寿无疆”白日梦的嘲讽，就像肥沃的土地上长出茁壮的庄稼一样，这一传说与嵩阳书院竟是如此相得益彰。圣德感应碑原本是一桩历史污迹，却被嵩阳书院学人巧妙地点化为历史荣辉。它不仅表现出崇天理的大胸襟，也闪射出“黑色幽默”的智慧之光。
参考文献：《嵩阳书院》《世界遗产名录》《世界文化遗产嵩阳书院》
